拒俄事件另一后果，则为中国内地革命团体风起。黄兴、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等在湖南建立了华兴会；吕大森、胡瑛、曹亚伯等在湖北建立了科学补习所；蔡元培、陶成章、龚宝铨等在上海成立了光复会；柏文蔚、陈独秀等在芜湖成立了岳王会；杨庶堪等在四川成立了公强会。

为着日本的本国利益，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由此变化。川上迅速派出自己的下属进行一连串的关键性会晤，分别拜见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选择长江流域的权臣作为日本的政府公关的重点对象，其意在“为长江沿岸各省训练现代化军队，作为抗衡北方俄国的砝码”。

为什么“敌国”日本，此际反成中国追随之国？从日本的角度观察，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任达（Douglas R.Reynolds）检索日本国内档案，认为：1898年1月升任为参谋总长的川上操六基于没有永久的朋友或敌人，只有永久利益的原则，提出战胜中国后，日本战略思想需要弹性，主动与中国友善。史称“川上主动”。

戊戌年间，康有为即将上位之际，湖广总督张之洞发表了他的《劝学篇》，历史学家徐廷以简约地概括为：（张之洞）使国人深刻意识到“五知”的重要性：（1）知耻，知道落后日本、土耳其、暹罗和古巴的耻辱；（2）知惧，知道越南、缅甸、朝鲜、埃及和波兰的可怕命运；（3）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4）知要，知道中学和西学的要点——前者是实用的而不是思古的研究，而后者是政治体制而不是技术；（5）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中体西用”，实为张之洞思想之核心，即复兴儒家为国家道德基础，采用西方的器械以备实用。徐廷以评论：“张之洞聪明但不正确的原则，是抵抗保守派攻击的有效盾牌；即使是顽固派，也不能

对于甲午战争耻辱的回应，“变法”遂成潮流。若欲寻历史动力，失去对思想史演进的观察，将会茫然无措。

广州起义之前，兴中会注册会员有153名（夏威夷入会的为112名），如果按行业与职业划分，他们分别为商人（69人）、工人（39）、会党活动分子（13）、白领（10）、军事人员（5）、农民（4）、教师（4）、医生（3）、学生（2）、基督教牧师（2）、银行家（1）、记者（1）。从外国研究者的角度观察，史扶邻解释这一人群构成：“这些成员，不但代表了中国社会里传统的地位低下的阶层，而且也表明了有相当数量的职业是需要受过现代欧化教育和职业训练的。

当然，更多的苦力也就居留在外国，成为华侨。他们在外的生存，相当艰难。

19世纪下半叶开始，每年约有12万广东人前往东南亚和美洲各地充当苦力。一般的规律：若以25岁去到美洲算起，要苦干10年才有足够的积蓄回家乡娶亲；再过10年才可能在其出生的村庄建造房屋，只有过了最后10年，才可能再购置一些田亩，重返故乡安度晚年。

兴民权，这是一种递进。其影响，金冲及论述：“爱国首先要从兴民权开始。他们还把‘国民’同‘奴隶’鲜明地对立起来，作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宣传对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直至五四期间的《新青年》中还可以看到：他们处处以‘国民’自许，反对形形色色的‘奴隶’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