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学术性较强的书会加很多注释，有时注释的篇幅颇大，让人觉得有些装腔作势，但如果读书时完全不看注释，会错过很多乐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东尼·格拉夫敦写了一本关于注释的专著叫《脚注趣史》，他说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最能够取悦友人抑或激怒敌手的就要数其中的脚注了。”比如吉本书中有一个注释说，神学家奥利金为了避开诱惑，采取了自宫这种极端的手段，这个脚注也流露出了吉本对这种行为的看法：“奥利金通常视《圣经》为隐喻，不幸的是，他偏偏在这件事上似乎接受了文中的字面义。”这里格拉夫顿加了一个注释，说对奥利金自宫一事，P.Brown在《身体与社会》中做了批判性讨论。对普通读者来说，应该注明的是，奥利金接受的是《圣经》中哪一段的字面含义，答案是《马太福音》：“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算是一部通俗读物，其中也有一些注释，比如在介绍古希腊城邦斯巴达的经济状况时他说：“地主每年从农奴那里收取70个梅德尼的粮食，并为他的妻子收取12个梅德尼，还有一定数量的酒和果品。”此处罗素加了一个注释：“出自柏里《希腊史》卷一，第138页，看起来仿佛斯巴达男人的食量差不多要等于他们妻子的六倍。”我在引用时又要给这个注释再加一个注释：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119页。
格拉夫敦说，脚注是科学和学术实践中一个常见的组成部分，“在经年累月的博士论文撰写过程中，学生们从制造脚注的手工作坊提高到了工业生产阶段，在每个篇章中都点缀了上百条甚至更多的参考文献”。很多人看书时根本不会仔细看那些密密麻麻的脚注，那脚注为何还会存在呢？格拉夫敦说，脚注有两种功能。首先，能证明论著的作者挖掘出了该书的根基，在正确的地方发现了其中的组成要素，并用正确的技艺将它们穿插到了一起。“脚注确认了该篇著作是出自一位专业人士之手。就像牙科医生的钻头产生的高倍嗡鸣一样，历史学家笔下的脚注所发出的低吟使读者放心：脚注所带来的沉闷如同钻头下的疼痛，是为了享受现代科学和技术所带来的好处而必须付出的一部分代价。”脚注就像牙科医生挂在墙上的文凭一样，它证明历史学家是足够优秀的行业人士，值得请教和推荐。脚注赋予了一位作者权威性。
其次，脚注能向读者提供足够的提示，让他们有机会把作者诠释文本的过程挖掘出来。“脚注是层层累积之物，仔细检查，里面有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研究技术，有在科学革命期间首次确定的考证规则，有吉本的讽刺，有兰克的移情，有海因里希·莱奥的凶狠，也有重塑了历史学家的工作与生活的出版惯例、教育体制与职业结构的缓慢发展。”按照格拉夫敦的研究，在西方，脚注产生于17世纪，17世纪晚期最伟大、最有影响的史学编纂著作之一不仅有脚注，而且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脚注构成的。在法国神学家皮埃尔·培尔编著的《历史与考证辞典》的页面上。“读者好似行走在一层又薄又脆的正文上面，在其脚下，是幽深、漆黑的沼泽般的评注。培尔的脚注里满是文人共和国中猥亵的乱语，满是有关《圣经》某个段落的色情解读和某个哲学家或学者的风流韵事。多亏了培尔，我们才存有卡斯帕·朔佩对一只麻雀的描述：朔佩在他的学生宿舍看到外面有只麻雀在交媾了20次后死去。读者常常会问，培尔将其著作中最骇人、最不敬的段落放在参考资料而不是正文中，是不是希望借此躲过审查。”
脚注在18世纪时最为兴盛，作者既用它来讽刺地评说正文里的叙事，也用来证明其真实性。吉本所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的15、16章一共有383个脚注。脚注跃升为标准学术工具之后，在文体上也衰落了，变成罗列一些高度缩写的档案引证。兰克被认为是创造现代历史学部类的炼金士，但实际上他讨厌脚注。启蒙运动时期脚注剧增，19世纪的知识分子们则不太喜欢脚注。“康德是一位运用脚注为思想的模糊性赋予物质形式的大师。黑格尔就鲜明地抵制哲学家的著作需用脚注来做佐证、展开辩证讨论。他视脚注为瘟疫，就好像它是博学传染病的外在症候，唯恐避之不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