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点生气。只要听到有人出来发表谆谆教导，谈论某种食物“应该怎么吃”，我就会感到有点生气。所谓的“应该怎么吃”守则，永远自称是维护了这种食物的最传统、最经典、最值得发扬光大的一面，其实却让人的爱吃本性在假正经的繁文缛节面前低下头来，不把食物当食物，却将它们活活锁进了博物馆的玻璃橱窗任其腐烂发霉，诸如北京烤鸭必须包荷叶饼刷酱卷京葱和黄瓜，俄国鱼子酱必须衬托小薄饼搭配上好伏特加，冷鹅肝必须就着烤吐司或者新鲜水果一起吃，等等。

某次参加电视节目的时候，我遇到一位在吃喝问题上显得挥洒自如的女性，出身于颇有点名气的外交世家。她谈起约摸三十多年前，家里收到一箱自伊朗大使馆送来的礼物，当时谁也不知道那里头一小瓶一小瓶黑糊糊的东西是什么。后来有人解说道，这是好货，是伊朗名产黑鱼子酱，用最上等的鲟鱼子做的，须用某种特殊的小薄饼衬托着吃。一块小薄饼上面撒一小坨鱼子酱，最好还配着一小杯烈性的伏特加，才是最正宗的吃法。全家人一听可泄了气，这是多费劲的吃法啊。何况在那个年代，收到一箱鱼子酱那叫纯属意外，但再要去找原汁原味的小薄饼和伏特加，那简直就合了那个一双象牙筷败全家的故事。最后，那箱鱼子酱就放在厨房里，成了早餐时的佐餐良品，一整箱最后都被拌粥吃光了。若放在今天，这种吃法会让大多数西方美食家看来简直是大不敬，但基于“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法则，我还是打心眼里认同这种无厘头的食物叛逆行为。更何况，又咸又腥又鲜的鱼子酱配合白粥，不仅让人想起了江浙一带人早餐时吃白粥配咸蟹黄泥螺的感觉，也许那味道就是这么好得出奇也未可知。

对食物的叛逆大多来自于自由、自信、自我，以及一点点小任性，有时候也起源于固有的习惯。钱锺书曾经说过一个典故是关于西方人喝茶的。说茶叶最初传入西方的时候，按照东方人的提示来泡茶喝，让西方人觉得淡而无味甚至无趣，便有人将茶叶煮开后，把水全部倒掉，加上胡椒和盐，光吃那叶子。同样，东方人在咖啡刚刚传入之时，也老大不愿意将其煮来喝，有老名士觉得这玩意儿虽说味道不佳，但是香味奇好，不如当做鼻烟来用。结果将两个鼻孔里的皮全都磨破了。以上事例，我都以为非常可爱，虽说都是洋相，但远远要比那些以在餐桌上不犯憷为荣，恪守“地道”两字的现代人来得生趣十足。有回我一个朋友因为在某派对场合饿极，便去外头转了一圈，买了些煎饺回来就着红酒吃，立马就被人指责“怎么能这样吃呢，简直是糟蹋了红酒”。而我朋友不以为然，因为煎饺极油，而那种红酒恰好涩，搭配在一起味道很是合她自己的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