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1年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医院，大量囚犯成为人体试验对象 )

1933年9月28日，刚移民至美国9个月、任宾州大学癌症研究中心实验室主任的病理学家威尔海姆·胡珀就致信纳粹德国文化部长伯恩哈德·茹斯特，要求回国效力。这一颇具玩味的事件被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科学史研究专家罗伯特·普罗科特（Robert Proctor）放在《纳粹与癌症的战争》一书的开头提出：一个被美国医学界誉为“职业环境致癌研究之父”，并且被《寂静的春天》作者蕾切尔·卡逊称为主要启发者的科学家，为何固执地认为，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政权将为他及其所代表的科学研究提供某种前途广大的机遇？

“尽管使许多无辜者付出了权利、自由乃至生命的代价，纳粹德国的科学研究并不能简单看做与这个政权沆瀣一气。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研究外，它仍然对人类的健康福祉创造了某些影响深远的结果。”《纳粹与癌症的战争》一书作者普罗科特对本刊记者说。他表示，在完成那部旨在揭露第三帝国医学研究内幕的《种族卫生学——纳粹德国医学与反人类罪行》后，他将目光投向了这个为历史学家长期忽视的领域，“纳粹德国对于癌症的兴趣植根于它的历史与意识形态中，在这个工业最发达的欧洲国家，几乎半数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祖国，当一种带着歇斯底里热情的集权统治出现时，它必然要瞄准某个科学技术最难取得成就的领域，来彰显自己的伟大”。

30年代初，被誉为“纳粹医学之父”的但泽市外科医生埃尔温·雷克，曾写过两本关于癌症的著作，在《癌症的传染、预防与控制》中，他声称癌症是一种“属于现代文明的疾病”，只有回到传统社会，自然健康的生活方式中，人类才有彻底战胜它的希望。回顾当时，德国比其他任何欧洲国家都饱受癌症的困扰，在癌症肇因的研究上也远远超过任何邻邦：早在1895年，德国人首先发现了苯胺染料与膀胱癌的关系；1906年，有关X光照射可能导致白血病的看法已经被提出；1911年，铬酸盐生产与肺癌的高度相关性被确认。“除此之外，德国人还是药物剂量反应潜伏期、肿瘤移植、激素分泌与细胞癌变等新领域的研究先锋。”普罗科特在接受采访中告诉本刊记者，“1906年，首届国际癌症研究论坛在法兰克福举行，德语似乎成了欧洲癌症研究的官方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