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部分，2000年之后迁入天宫院的新村民，比如倒插门的女婿，也在“农转非”中被抛弃。这两部分加起来几十户人家，虽然人单力薄，但马长海的材料里还是做了积极争取

2010年，村里又发生了三起车祸伤亡事故，不过，相比刚拆迁的那半年这应该算正常水平。财富支配的关键词变成了赌博和官司。村民中间流传最广的赌博故事听起来有些夸张，张家儿子刚买的宝马，当晚就输掉了，第二天又赢了回来，可再后来，宝马车连同家里拆迁的140万元补偿款，输了个精光，现在不得不过起了外出打工的生活。当年因为拆迁引发的100多起财产纠纷，大多在去年有了初步结果，几乎没有翻盘的。老百姓开始认识到打官司的麻烦，大多就此不了了之，不再上诉，赚了钱的只有律师。

做个居民不容易马永德老两口从黄村的出租房搬出去了，原因是“城里人太多，住在‘鸽子笼’里实在不舒服”。乡村生活留下来的习惯，他每天早晨３点就睡不着了，“可是也不能出门啊，就到客厅里看电视，看到９点城里人都上班去了我再出门，人还能少点儿”。更不习惯的还有城里人的消费方式。“那天做饭，老伴说怎么燃气灶打不着火了，捣鼓了半天才弄明白，原来燃气表上的数字已经变成零了啊。”马永德说起这些哭笑不得，“做个饭也得插卡，用个电也得插卡，什么都得受人管。”他去距离天宫院不远的中堡村租了个农家小院，他说：“早晨起来，一出门就能看到一大片菜地，心里就舒坦。”像他这样，从租住的楼房里搬到中堡的，少说也有二三十家，为了方

表面上的平静，只是暂时的。”前任村主任马永德这样形容天宫院过去的一年。2009年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他正在参加大兴区政协会议，曾提到有意要提一个有关拆迁农民如何理财的议案。后来，这议案果真也提了，区政协还专门组织了一个小组下去搞调研，不过，最终半途而废，甚至连一个调研报告都没有形成。马永德更坚定了他自己得出来的结论：“老百姓得着钱，基本还是今朝有酒今朝醉。”

接受采访的四五个天宫院村民，回忆起过去一年中，拿拆迁款去做生意的例子，基本都是摇摇头，没有。只有极个别的人，拿了钱去投资，选择的依旧是农民最擅长的领域——建房子，而且是去周围即将也要拆迁的村庄建房子。“看到天宫院拆成这样，就想着肯定也能再赚一把补偿款啊！”一位村民告诉我们。结果，事与愿违，最后全赌输了，刚建好的房子就被政府认定为违章建筑，白忙活了。

结果，事与愿违，最后全赌输了，刚建好的房子就被政府认定为违章建筑，白忙活了。

镇上为了完成帮助拆迁农民就业的任务指标，让青壮年们去人才市场填了表格，甚至还搞过几次技术培训，但几乎没人参加。一位40岁出头的村民对此很不屑：“小学文化培训几天管什么用，就算进工厂上班，一天干12个小时，一个月也就一两千块钱，种地习惯了自由的人，怎么肯吃这个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