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清华园家中会见英国建筑师斯金纳（摄于1952年） )

清华大学社会与人类学系： 知民与救国之间

1948年初，正当中国笼罩在内战的硝烟中时，一本名为《乡土中国》的小册子于上海出版，初版印行3000册，不到1个月就销售一空，此后的半年中，加印的《乡土中国》每月发售2000册，并使作者、时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费孝通登上了《时代》周刊，被称为“中国杰出的社会学教授和中国最深刻的政治评论家之一”。法国著名农村社会学家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在他的经典著作《农民的终结》中指出：“10亿～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毋庸置疑，当中国自清末发起的长期现代化转型被西方学界称为“一场历史上最为宏大的农民革命”时，中国社会学界对于农村的关注与探索无疑构成了这场变革中必不可少的理论支持。

作为一门在现代化进程中建构民族国家自我身份，演绎社会进程范式的新兴科学，人类学一经传入，就迅速成为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热衷的“显学”。其重视田野调查与量化分析的特征，与梁漱溟主持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提倡的平民教育以及陈翰笙倡导的农村社会调查实践不谋而合，而清华大学则是国内最早设立这一专业的高校。早在1917年左右，前来社会学系任教的美国学者狄特默就开始带领学生调查北京西郊民众生活开支与状况，清华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创始人陈达于1923年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归国后，在30年中即先后组织过24次实地调查，对上海江浙地区的工人运动与生活状况进行了详尽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