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浦嘉珉 )

三联生活周刊：您认为《中国和达尔文》通过研究达尔文主义与中国的关系，来讲述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早期中国思想史的意义在哪里？

浦嘉珉：在今天我们讨论达尔文和中国这个话题之前，请允许我指出两个令人困惑的问题。首先，我们没有清楚的专业名词可以简单地将科学达尔文主义（或者说进化的自然属性的科学研究）以及非科学意义上的达尔文主义，即通常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区分开来。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模糊的词语，因为它不代表一整套成熟的想法。我使用“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词，只是为了捕捉任何试图解释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所谓的“达尔文式的法则”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达尔文主义”总是被使用（或者说总是被错误地使用）来证明诸多事物的合法性，包括种族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改革主义、革命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等等。我认为，19世纪以及大半个20世纪，这些“主义”的鼓吹者们完全有理由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但是，可以代表那么多意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身却毫无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