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4年，参加密西西比自由夏季项目的学生在接受培训，以便帮助被吉姆·克劳法案剥夺了选举权的非洲裔美国选民完成选举注册 )

厌

从“二战”中恢复过来的世界在上世纪50年代经历了一个经济繁荣时期，美国和欧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60年代的欧美学生大多成长在这个阶层中，让他们对人的理解与前辈不同。1962年自称“新左派”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休斯港宣言》里最具有表达力的是，他们“不安地注视着我们继承来的这个世界”。他们继承的是一个已经被战争的恐怖所改变的世界。1950到1954年麦卡锡为调查“共产主义渗透”的大小听证会上，指控的对象包括行政官员、作家、科学家、军人、艺术家等众多人群，1954年一次电视转播的听证会上，有了电视的中产阶级家庭都看到了麦卡锡对法律、对他人权利甚至礼貌的漠视。麦卡锡在一本叫做《麦卡锡主义：为美国战斗》的书中为这种“非常状态”做的辩护，变得非常可疑。著名的“罗森堡夫妇间谍案”被宣判后，他们的上诉虽然最终被驳回，但其间他们相互鼓励的信件被报道后，引得很多同情。尤其是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与麦卡锡的自负、蛮横相对照，这宗间谍案的是非清晰度似乎变得模糊了。而奥斯威辛、广岛原子弹对人的生命的直接毁灭却依然是清晰的记忆。恢复了力量的经济制度以及对职员的急需给学校造成了一种严苛的气氛。伴随这样一个世界成长的一代人感受着精神的束缚，也学会了不信任政府，古巴的导弹危机又加深了对权力的不信任，即使是年轻而有幽默感的肯尼迪来掌握权力，越南战争也不能避免。

1960年2月美国一家餐馆拒绝卖给一位黑人学生咖啡，因为他的同伴们坐了“白人专座”。4个黑人学生开始了静坐抗议。静坐持续的两周里，有15个城市的学生参与了静坐。这不仅激励了美国各地的民权组织，也得到了全美学生的支持。从抗议种族歧视这种对自由公正最为明显的违背，美国青年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系列质问，剥削的存在、官僚主义、死板的校园制度、科技对人的精神的挤压，以及“冷战”造成的紧张，这些令人失望的现实激发起一种不同以往的理想主义政治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