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 年代末，外国侨民离开上海 )

“我出生在北京，所以我叫陈丹燕。”三四岁的时候，陈丹燕随父母来到上海。她的父母都不是上海本地人，父亲在当时唯一一家和波兰合作的外贸公司做党委书记。她从小跟着父亲出入组成外滩天际线的一幢老楼，父亲的办公室最早是渣打银行大班的办公室，现在那幢建筑叫“外滩18号”，它的地面仍是陈丹燕记忆中的样子，黑白双色的马赛克仿佛蟒蛇撑开的肚皮。在新书《外滩影像与传奇》中，陈丹燕把第一章写成了小说的形式，里面的那个小女孩，讲的就是她自己的故事。

很多年后，在君特·格拉斯的故乡，波兰城市格但斯克，她见到父亲当年的秘书、波兰人拉拉小姐。老太太说：“抱歉，我不能再给你一粒苏联的太妃糖了，那个国家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陈丹燕的父亲在“文革”时期，每天仍必须穿着西服上班，到了中午，就悄悄换上中山装去中国员工的食堂接受批斗。“她跟我讲，‘你父亲以为波兰人这边不知道，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明媚的春日下午，陈丹燕坐在长乐路陕西路路口星巴克内的紫色沙发中笑着说。拉拉小姐还对陈丹燕说，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是在上海度过的。那种愁肠别绪，陈丹燕在为《外滩影像与传奇》搜集资料的时候，经常从一些曾经在旧上海生活过的西方人的回忆录中读到。

“觉得我的书是唏嘘旧上海的没落，是一个很大的误解。”陈丹燕说，“我想我比较喜欢的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上海，因为它很沧桑，因为沧桑而显得可爱。如果生活在40年代的上海，我未必会喜欢，我觉得它太嚣张。我一贯喜欢走下坡路的城市，它给人更多是感情上的感受，和过去的光鲜闪亮对比，落差中有很多故事。如果一个城市太兴旺，机会很多，它就充满欲望，我不喜欢。这和个人的趣味有关系。”在陈丹燕的感觉中，上海最禁锢的年代是在1972年《上海公报》发表那天结束的。那天以后，上海的孩子们纷纷开始学手艺：英文、乐器，大人们对他们说，总有一天会用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