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厄普代克和他的作品《兔子归来》 )

自1959年发表第一部《兔子，跑了》之后，此后每隔10年，厄普代克分别出版了《兔子归来》、《兔子富了》和《兔子歇了》。一本比一本厚，也因为阅历增加，被评论界认为一本比一本写得好。尽管他超群的记忆也使这套书成为当时各种社会现象和价值的记录，但其中最重要的，可能还是如英国作家戴维·洛奇在厄普代克于1月底去世后，在怀念他的文字中谈到的，“尽管与索尔·贝娄、诺曼·梅勒和菲利普·罗斯处于同样的高度，但厄普代克与他们不同的是他的美国新教精英阶层（WASP）的背景。其特别的贡献在于，展示出市郊的美国白人中产阶级是如何被性解放运动所影响”。厄普代克是犹太人，但他的社会地位和教育背景赋予了他WASP的价值观，而“兔子”则是血统论上的WASP。“兔子四部曲”和发表于1968年的小说《夫妇们》，就是对洛奇这句评论最好的注解。

1959年的时代特征是肯尼迪时代的到来，他的个人形象和号召力给上世纪60年代初的美国注入了一种浪漫的激情。厄普代克曾经说，“肯尼迪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了一种已经远去的浪漫的感觉，1965年以前发生的所有事情在我看来都是非常纯真的”。社会价值取向方面，则渐渐体现出丹尼尔·贝尔所指出的当代美国的文化矛盾：“一方面是经济运行本身需要的传统的新教工作伦理和清教节制精神，另一方面，是一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体制本身导致的消费主义盛行，结果就是在文化层面上形成以‘自我实现’和‘自我表达’为中心的极端个人主义，在生活方式上，则是享乐主义的出现和流行。”厄普代克笔下的主人公前提是都生活在婚姻制度中且又充满生命本能的冲动，在享受家庭温馨的同时，个人要求与社会要求之间必然会产生对峙和冲突。这一切背后是社会道德观念的转变、享乐主义的蔓延和对生活的控制，而厄普代克透给读者的信息是，纯粹的享乐主义终究还是个乌托邦。

并不像他之前的“垮掉派”作家笔下的人物，制度的藩篱从来不会对他们的浪迹天涯造成太多的困扰。厄普代克一直试图重新找回美国的传统价值，尽管是以那么不传统的方式在作品中展现——兔子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和丈夫，家庭生活的平庸与琐碎和追求刺激性生活的冲动，促使他一次次离家出走。当时刚流行起来的追求“个人自由”的思潮，给了兔子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马尔库塞说的享乐主义功能，要求人的身体和感观同时得到满足。人应该享受其存在，同时并不会亵渎其本质，也不会因此有罪恶感和羞耻感。“但如果兔子在这种生活中得到肉体和精神双重的满足，那显然有悖厄普代克的原意。”厄普代克的研究者、译者罗长斌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于是某种程度上，兔子被创造得很不幸：他一次次地出走，总是由一场场并非由他直接导致的悲剧而收场。”在第一次出走后，他新生的女儿由于疲惫不堪的妻子的疏忽，在洗澡时溺死了。在《兔子归来》后的另一次出走，他的情人吉尔在火灾中丧生。在女儿的葬礼上，兔子说，“不是我杀了她”，引来所有亲戚的怒目而视。而兔子是个“嘴上硬”，却并非是个不会自省的人，在冷漠地看着吉尔的尸体运走后，厄普代克写道，“（再一次）他明白他就是罪犯，却从未落网。恶心就像油烟透过他的身体往下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