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表收藏家、资深名表评论家郄凤卿 )

那是1997年夏天的事儿，我在圣玛丽安娜医科大学留学，做心理治疗和异文化的研究。当时社会热议“在华日本遗孤返日寻亲”的话题。稍知两国国情，又在国内从事过战争遗孤问题研究的我，决定给日本最大的报纸《朝日新闻》的“论坛”栏目投稿，就战争遗孤问题谈一下看法。我的文章题目是《残留孤儿面临异文化的壁》。报社记者在文章刊登前特地来医大确认我的身份。

接着，报纸上出现了反驳我论点的文章，当然也不乏支持的，这都是意料中事，表友大泽就是我的支持者之一。他是一家公司的社长兼董事长，公司专门雇佣外国人，尤其是在华日本遗孤。大泽为人侠气，见一个帮一个。他通过大学方面联系上了我，就在川崎站前的一个餐厅里我们第一次见面，没想到这就开始了我们长达15年的友谊。

我们谈得很投机，他这个人大咧咧，和别的日本人不一样。让我很吃惊的是，他手腕上戴着一只百达菲丽的金带3919，链带很长也没经过剪切和调整。原厂21cm的长度太宽松了，在腕上晃来晃去。那时候我虽然已是表迷，但手上还没有百达菲丽，当时戴的是爱彼的眼镜蛇，价格比百达菲丽便宜得多。大泽对这款表也很好奇，在手上把玩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