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田批判那些利用手中的权力镇压不幸者的人：贪得无厌的官吏、肆无忌惮的法官、无情的殖民者。但他相信，要为道德危机负责的不仅是社会的上层。“我们每个人都对促成这个时代的堕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一些人贡献了背叛，另一些人贡献了不公正、专横、贪婪、残酷，这些随他们手握的权势大小而定；而无权无势的人则带来了愚蠢、虚荣、懒散，我便是其中之一。”

蒙田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不是历史的必然、无法逆转，他并没有把历史看做是人类逐步堕入道德败坏的过程，他认为历史是一个复杂的、本质上开放的过程。要探究的是个体对罪恶行为的责任，而非某种关于人类沦丧的普遍性观念。

他看到，人类可悲地分裂为两个群体：享有特权者和生命一钱不值者，腰缠万贯者与穷困潦倒者，压迫者与受迫害者，主人与奴隶。蒙田认为，这种不公正并非一种正常状态。大自然让人类遭受疾病和死亡的威胁，在原始社会，人们无疑生存在十分贫困和不安全的环境之中，他们要为存活下来付出艰难和痛苦的努力。但是，只有在较为复杂的文明社会中，才会有人因为当权者的虚荣和野心而成为牺牲品。如果说在自然状态中，人类会暴虐、残酷，那么只有在文明社会，他们才会打着维护正义的幌子犯下罪行。

当权者蓄意采取某些行动，导致无辜的人民遭受不必要的、残酷的苦难，这触怒了蒙田，在他眼中，这是不可容忍的对自然正义的破坏。

“蒙田《随笔集》的一个切入点来自作者的一系列情感反应：随着战争的恐怖与日俱增，他的怒气、怜悯和义愤之情不断高涨。”

人最卓越的成就，在于他能够以平和、可敬的态度过着完全是平凡、诚实的生活，在诚实、真诚、善良这样简单的品德上从不疏忽。

蒙田认为，活着不仅是最基本的活动，而且也是我们诸活动中最有光彩的。有人说：“如果我能够处理重大的事情，我本可以表现出我的才能。”但蒙田认为，懂得考虑自己的生活，懂得去安排它，是最重要的事情。他说：“天性的表露与发挥作用，无需异常的境遇。它在各个方面乃至在暗中也都表现出来，无异于在不设幕的舞台上一样。我们的责任是调整生活习惯，而不是去编书；是使我们的举止井然有致，而不是要打仗，去扩张领地。我们最豪迈、最光荣的事业乃是生活的写意，一切其他事情，执政、致富、建造产业，充其量也只不过是这一事业的点缀和从属品。”

瑞士洛桑大学政治思想史教授冯塔纳在《蒙田的政治思想》一书中说，在蒙田关于人生哲学的论述中，除了吸取了斯多葛派的禁欲主义、伊壁鸠鲁式的享乐主义和皮浪式的怀疑主义之外，还有一个主题是偏爱中庸的情感，否定对美德做超凡入圣的理解。蒙田有一定的反智倾向，他在《随笔集》中说：“最被人看不起的是因其纯朴而居于末位的阶层，但是，这一阶层的生活却是有条不紊。农民的习俗和谈话，我觉得要比我们那些哲学家的习俗和谈话更加符合真正的哲学的规定。平民更加明智，因为他们的明智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定的。”

萨拉·贝克韦尔的新书题为《怎么活：蒙田就这个问题给出20种回答的一生》。蒙田说，他要学习的就是关于认识自己的学问，关于教自己如何享受人生、如何从容辞世的学问。对于“怎么活”这个问题，蒙田最简短的回答也许会是一个很老套的建议：要活得从容淡定。但他漫谈式的回答则更加有趣、更加多元。“我希望对事物有充分的了解，但却不愿意付出高昂的代价。我的目的是悠闲地而不是劳碌地消度余生。如果我阅读遇到困难，我也不会为此费尽脑筋，经过一两番思索，我就会撂下来。我没有做过任何繁重的工作，我做的几乎总是自己的事情。如果说我有时也为别人做事，那只是因为有一定的条件，即我做这些事是在我觉得合适的时间，而且是以我的方式来做。

《纽约客》记者简·克雷默说，蒙田的退隐很大程度是一种虚构。实际上，他仍然参加周围最好的派对，参加所有重要的婚礼——还被拖到了他自己的婚礼上。他跟漂亮、受过教育、读过他手稿的女子通信，在城堡里招待那些聆听他教诲的富家子弟。在《论自命不凡》的结尾，他说他在55岁才遇到玛丽·古内尔，“她对我的爱十分热烈，我爱她甚于爱自己的亲生女儿”。中间他也曾离开过他的书房。1580年，他离开他的塔楼，出去旅行。1581年，他又离开塔楼，就任波尔多市市长，两年后又连任了一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