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作社给村里困难家庭送资助款 )

制度困境

2001年4月，农民杨云标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政治机遇。南唐村换届选举，把上一届村干部们告倒的他当选文书，另一个维权骨干唐殿林当选村主任。杨云标向本刊记者回忆，虽然当初维权时大家口头承诺将来不做村干部，但后来却发现无论维权如何激烈，撤换的永远是村干部这一级，人换了一茬又一茬，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既然每次换人都一样，还不如自己干”。

在这之前，杨云标的头衔是农民维权协会的召集人。从1995年前后，就开始有村民向上反映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从镇里到区里再到市里，材料写了一大堆，却都石沉大海。“交了公粮交提留，建校费、河工费、修路费……村里隔三差五就要收钱，交不上钱就拉东西抓人，甚至邮递员送个汇款单，不给点好处费都拿不到。”村民们说起当时的处境都历历在目。1998年，在西安读完3年大专的杨云标回家，他本来是回来准备律师资格考试的，投诉无门的乡亲们知道他学过法律，便悄悄找上门来向他讨教。“那时候都不敢白天去，怕村里报复。”最早参与维权的村民们都记得，每到夜晚，杨家的小院便聚集了前来反映问题的人，甚至有河南的农民大老远赶来让他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