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美食文章讨论的是中国人爱吃动物头部的“别样风尚”。作者用看上去几近惊悚的笔触描写了一位餐馆老板教客人吃兔头的场景：“他掰开兔子的嘴，把下颌从头骨上撕掉，然后又把下颌骨拆成两半，吃掉上面多汁的肉。他举着半块小颌骨，解释说这块骨头可以用来当作签子，用这块门齿挖出它的眼睛——也就是这只兔子灵魂的窗口。”

我个人出于种种原因不吃兔头，但也走进过以兔头为特色的餐馆，淡定而自我地点几样炒菜。那样的餐馆，桌子上总是摆放着类似生物课小实验手册一样的吃头指南，看上去科学性十足。邻桌有客人默默无语手法娴熟地啃光了一只又一只兔头，也有姑娘假装娇憨地捂着眼睛说不要，男伴正中下怀地剔出了肉给她吃，最后她也吃得津津有味的。这是一幅市井生活的有趣图景，你可以选择吃或不吃，也可以曲线得到你想要的，普通人享受食物的快乐，莫过于此。

把兔头放到幅员辽阔的中国美食版图来看，仍是小众的食物。但中国人好像确实对各种“头部”情有独钟。过节的时候很多人家会切盆酥烂的猪头肉下酒；无论鱼头是大是小，喜欢吃鱼头的小孩都会被家人称赞聪明灵巧；我曾在杭州的一家餐馆跟好几个朋友一起吃过整只牛头，其香气和口感都不可方物；搬到北京居住之后，我不仅对之前不太感冒的羊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就连以往想都不敢想的白水羊头，只要是做得好的，那绝对是至宝贵的上味。而《纽约时报》的那位作者最后也总结了一下，说在种种头中，西方人唯一可以欣然接受的或许只有特别辣的鸭头，因为“吃起来跟特别辣的鸡翅有几分接近，除了那硬硬的鸭嘴和充满谴责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