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去20年快速增长的诀窍，恰恰是建立了地方融资平台的模式，这种探索，无意中成为中国的独创模式。

这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投资决策，不是凯恩斯主义，也不是“华盛顿共识”。

一个是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到了农村土地流转的问题，但是没有落实。

是啊，没有必要陷入我们是民主国家还是集权国家的思路里去，这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已经落后了。2008年开始的西方世界金融危机，证明了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也可能被市场淘汰。但是作为现代国家，即使政府破产了，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仍然能够有效运转。具体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本和执政能力，需要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不断重构

建立基金非常重要，基金保证了有效的退出机制。国有资本孕育产业之后退出，接手的企业不一定非要是国企，它们可以是民企，也可以是外资。这种思路其实与陈元任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时期的思路是一致的，国开行投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具有一定公益性质的产业，但是同时讲求市场回报

今后国有企业的“国有”性质将淡化，企业就是企业，不用去强调国企或非国企，国有资本如果希望对企业有控制权，那就通过股权占比来实现，这种操作严格遵从市场规则。我觉得这次“三中全会”对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这种梳理，实际上是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往前推进了一步。政府找到自己的位置了，那么我们今后三五十年发展的方向就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