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记者/祝童

舒乙

主流的隔阂

三联生活周刊：1949年底老舍回国，很快他就因话剧《龙须沟》获得“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在中国文学界，对老舍的实际评价如何？

舒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原来对老舍的评价并不高。评价最高的是鲁迅、郭沫若和茅盾，我党称他们为“无产阶级文学旗手”。鲁迅在世时候就获得了这样的评价，他去世后，毛泽东又不断提升他的地位。周恩来后来又在重庆说，我们还有两个“无产阶级文学旗手”，就是郭沫若和茅盾。

解放后，老舍虽然担任了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文联主席，但在当时编写的现代文学史里，关于老舍内容的只有三行。鲁迅一个人好几章，郭沫若和茅盾都单独成一章。

老舍是一个非常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他的作品一版再版，印量也很高。但是在一段时间内，他在我党正统的评价系统中，排名确实不高。

话剧《茶馆》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舒乙：老舍文学，从理论到实践有很多地方与当时主流文学不同，甚至是唱反调，我称之为“正统的叛逆”。

首先是理论上的不同。老舍曾经在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任教授。并不是职业作家，而是一边教书一边创作，虽然创作量很大，但本职还是教书。他教的一门课就是“文学概论”，这是一门理论课，讲文学是什么，文学为什么。

在《文学概论讲义》中，他非常明确地反对“文以载道”。他说，文学与艺术不是政治的附庸和奴隶，应独立于政治之外，有自己独立的生命。文学，是怎样写比写什么更重要；政治，是写什么比怎么写更重要。这是文学与政治的区别。在老舍看来，文学特性是感人，让人哭，让人笑，让人自己去思考。而政治，是告诉你要走什么路，不会关心是否被感动。

所以老舍的文学理论和毛主席的理论是不一样的。毛主席认为是政治第一、内容第一，后来最多强调思想性和内容性统一，但是思想性肯定放在前面。而老舍恰好相反，认为艺术性第一这才叫文学。

其次，在他的作品中，许多人物、情节都是和当时正统政策、观念相违背。比如，老舍塑造了一系列的巡警角色，他们都是好人。但当时政治认为，旧巡警是旧社会的专政工具。“文革”时期还划出“地、富、反、坏、右……”等“九种人”。巡警就是其中之一，是反动统治者的爪牙，每个人都是历史反革命。

最明显的例子是《龙须沟》，一共三幕戏。第一幕还在旧社会，有个巡警来收“卫生捐”。他是当差的，执行命令。他想掩护这几个穷人，帮“二嘎子”介绍工作，帮穷人渡过难关。到了第三幕，解放后政府为大家修沟，原先的巡警成了派出所副所长。领导看了之后说：“老舍先生您胡闹，巡警都是反动派，您怎么让他在解放后当龙须沟派出所副所长呢？这是违反政策的，不可以留任。”老舍先生却说：“不对。他是好人，可以留下来的。你不让他当正所长，当副所长总可以吧？”

排演的时候，到了第三幕还是换了一个新警察，是我党的一个干部。不管舞台上怎么演，老舍还是坚持出了一个文学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老舍的文学人物都是从生活中来的，他脑子里没那么多条条框框。他从小就生活在老百姓中间，邻居都是穷人。他同情老百姓，知道如何判断人，而不是按照“理论”、“政策”去分析。上面改他的剧本，他内心是不服的。

还有一个例子，老舍反对学生运动，他认为学生运动是一股破坏力量。老舍这种看法来自他的生活经验。他从师范学校毕业，19岁就做了方家胡同小学的校长。他看到了“五四”以后学生运动的破坏性，见过把老师吊起来打，把书烧掉。在这一点，他和胡适一派是一样的。同情学生运动，但是反对罢课，反对不学知识，反对暴力。然而学生运动后来发展到“文革”，越来越极端化，红卫兵也是学生运动，他自己也被殴打凌辱，导致了他的死亡。

1944年，由周总理提议，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老舍组织了一次活动——“老舍先生45岁及从事写作20周年纪念”。在这个会上，茅盾先生的发言很婉转，说看过老舍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等书，嬉笑怒骂，看到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但是他的主张并不怎么认可。也就是说，老舍和我们不是一路人。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情况是否会对老舍形成压力？

舒乙：老舍回国很晚。第一次文代会都开过了，文联主席是郭沫若，作协主席是茅盾，没有他的事儿，就先补选他当文联的理事。同时补选理事的还有四川作家沙汀和艾芜，因为那时西南刚刚解放。到了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和作家代表大会，正式要再选举几位副主席。原来两位副主席是茅盾和周扬，丁玲、冯雪峰和巴金肯定要选上，再选一个就是老舍。一共6个副主席。但是解放区作家很有意见，不给老舍投票，认为他对革命没有贡献，是个“摘桃派”——“我们都革命成功了，他回来了怎么就当副主席？”

话剧《骆驼祥子》剧照

老舍想不通。我记得他回来跟我们说：“抗战时期，咱是文协的‘主席’，现在怎么连副主席都不能当？”抗战时候文协是唯一全国性的文化组织，而且在各地设有分会，延安也有分会，丁玲就是延安分会的负责人。而现在老舍当选全国作协副主席都被解放区作家反对，他不高兴。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来，无论从文学理念还是实际处境，他与主流环境是有很大隔阂的。

新时代的“写家”

三联生活周刊：老舍写文章说，回国后他读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且表示毛主席给了他艺术新生命。老舍对“讲话”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舒乙：有一次在北大未名湖畔，我和老舍的好朋友吴组缃先生聊天。他当时在北大教《红楼梦》。吴先生说，你爸爸说我有才气，但经常批评我懒，写得太少。这个批评是对的，但我告诉你，我最好的作品是日记，每天都写，几十年没有间断，但是不能发表，里面有大量的隐私，大量的实话。其中就有关于老舍的。

吴组缃先生告诉我，还是在抗战时期，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张光年、何其芳到重庆宣传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老舍和吴组缃都听了。后来日本飞机轰炸，他们俩一起跑防空洞。就在防空洞里，吴组缃问老舍对“讲话”怎么看。老舍回答说：“路太窄，只写工农兵。”当时老舍就是有看法的。

从美国回来后，他非常喜欢新社会，喜欢共产党，他的心情也是非常愉快的，于是又重新学习“讲话”，进而产生认同感。其实，他对“讲话”的理解还是比较宽泛的，认为文艺应该为人民，作家不该在象牙塔里自说自话。所以他后来公开发表的文章，并没有吴组缃日记里的那些内容。

但老舍后来也意识到了这种文艺政策的局限性，他写文章对某些领域进行了突破。比如他提倡写悲剧，说法还很吓人——“社会主义也有悲剧”。这在当时是足以打成“右派”的言论。老舍认为，悲剧是非常高级的艺术形式。他自己写了大量悲剧，最优秀的作品都是悲剧，这是他一直倡导的。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与老舍同时代的著名作家，在解放后作品很少，也没有写出精品。老舍却相反。你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话剧《四世同堂》剧照

舒乙：“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基本功劳是让文艺走向人民。在解放前，“讲话”的精神就是两句话：写工农兵，为工农兵。当时还没有提人民，但它的方向是为人民的。

遗憾的是，解放后文艺服务的“主体”却没有变，依旧片面强调“工农兵”，这就排斥了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劳动者等阶层。于是巴金、冰心等很多老作家就无法写出作品了。

因为他们既不是工农兵，还必须要写工农兵。只有一个办法——“体验生活”。其结果就是“隔靴搔痒”。解放后，很多老作家拿不动这支笔了。他刚想写，马上意识到：我是小资产阶级，写的是资产阶级思想。他们的才华没有变，但创作数量和质量都大幅下降。他们内心害怕，“我得改造啊，我得脱裤子割尾巴，我得检讨啊”。

于是，两种文学题材就一下子没落了：一种是诗歌，一种是散文。诗歌和散文都是描写个人情感的，是抒情的。作家认为自己是小资产阶级，怎么抒情，抒发的也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所以，看不到周作人、朱自清那样的散文了。

巴金、冰心都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作品了。而且还有几位大作家带头不写，如茅盾、叶圣陶，专门教育其他作家怎么写，自己不写。郭沫若写了几部话剧，但比起解放前的剧也是差很多。

这里面只出来一个人，就是老舍。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还是西装革履，别人看他像怪物。但他觉得自己是穷人，跟执政党是一头的，用不着“改造思想”。劳动人民都是咱邻居，我根本用不着体验生活，就知道他们想什么。龙须沟他只去了半天，那些人脑子里都装着呢。于是，他在新社会一下子迸发了巨大的创作热情。

严格说，用社会学的方法去分析文艺现象并不准确的，但分析新中国成立后的老舍，却很合适。过去知识分子的家庭都比较富裕，穷人没有资格读书。在北京，即使公立学校也要交上几元钱的保证金，所以作家一般都是有钱人的后代。如果老舍没有遇到善人刘寿绵——他资助老舍去读私塾——那么老舍就在街上卖花生米了，或者在商店里当学徒。在他成为作家后，他写了大量底层穷人的形象。

老舍在解放后活了不到17年。在这段时间，他一共写了40个剧本。其中，大部分作废，没有上演，上演的有16部，平均一年一部，还有两部长篇小说。质量上，我认为《龙须沟》、《茶馆》、《正红旗下》都是精品。解放后有两个“文艺的春天”。一个是在解放初，文艺政策比较宽松，老舍创作了《方珍珠》和《龙须沟》。还有就是1956～1957年，毛主席提出“双百方针”，他写出了话剧《茶馆》。这是他创作的高潮期。《正红旗下》写于1961～1962年，是一本家传体小说，8万多字，才写到主人公1岁，没写完，太可惜了。打倒“四人帮”后，《人民文学》正式发表，加了一个编者按说“这又是一个鸿篇巨著的开头”。现在也算他的代表作。

在解放后的作家中，老舍是劳动模范。1956年开过一次全国劳动模范大会，老舍是文艺界唯一的一位劳模。

三联生活周刊：他如何保持自己的写作状态？

舒乙：老舍是一个很勤劳的人。他说自己没有什么优点，都是缺点，但是有一个优点可以自傲，就是勤劳。他每天写，没有一天落空。每天上午写作，雷打不动，节假日、过年也是如此，所以能够积少成多。他写作很慢，精力最旺盛的时候，每天3000字；最慢的时候1000字。但是如果每天保持1000字，一年就是30多万字，是一个长篇小说了。所以他的朋友都知道，上午不来找他，下午他再出去开会、会客、办公、看节目等等。最后积攒起来的，一辈子写了1000多万字。他坚称自己就是这么一个“写家”。

三联生活周刊：在新时期，很多作家都修改了自己此前的作品，老舍是怎样面对这个问题的？

舒乙：周扬曾找巴金、曹禺和老舍谈话，说想出版你们三人的代表作，但是必须修改。因为你们是在解放前写的，现在已经解放了，书里还是老观念，要变成共产党的观念再出版。巴金修改《家》，600多页改了500多页。曹禺把《雷雨》改得惨不忍睹，主角成了鲁大海，变成了革命题材。

到了老舍这儿，周扬说你的代表作是《四世同堂》，也要改。老舍问怎么改，周扬说你要把“蒋委员长”改成“蒋介石”，“把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改成“国旗”。老舍一听就生气了。他回答周扬：你每天要我们学习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法，但我写的就是历史，沦陷的北平老百姓，盼着国民政府的元首回来，他肯定说，我盼着蒋委员长回来，他绝不会说，我盼着蒋介石回来。当时的国旗就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我为什么不能说？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国旗是五星红旗，这是后来的事儿啊。当时，政府就是这个国旗，连延安都得打这个。周扬突然说了一句狠话：你不改，不准出！

后来我整理他的手稿，发现《四世同堂》100章，只改了十几章，而且改的全是标点符号和个别的字，如规范“的、地、得”的使用。内容一个字没改。最后他找周扬说，我改不下去了，我给你写新的。

老舍的意思是，不给我出版以前的小说，那就拉倒，我还会写新的。因为这时候他已经开始创作《龙须沟》了。所以，很长时期内《四世同堂》都没有出版，解放后的人，甚至中文系的学生都不知道老舍有这部小说。

三联生活周刊：话剧《龙须沟》为什么会为老舍带来巨大的荣誉？

舒乙：《龙须沟》作品出来后，周恩来最高兴。他要求周扬写文章表扬老舍。解放区作家心里不平衡，周恩来说，解放军入城后，老百姓敲锣打鼓欢迎我们，但是这个新的政权到底是怎么回事？没人知道。我们就要一天到晚上课，讲辩证法、历史唯物论，学习党史，学习政治、发社论、搞讲演、办学习班。突然出来一个老舍，写了个《龙须沟》，这部话剧的主题是什么？就是说明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新政府和旧政府是不一样的，一下子帮我们解释清楚了。他说，新政权需要巩固，就需要有舆论去支持它，老舍帮了大忙，必须要表扬，所以北京市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称号。

《龙须沟》演遍全国，但是效果并不好。因为他们拿到的是焦菊隐先生的演出本，里面台词都被焦先生改成了北京土话，各地剧团都不懂，演起来就莫名其妙。但毕竟影响面很大，老舍很高兴，他始终把那个“人民艺术家”的奖状挂在自己书桌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