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凭轩
2018-02-13·阅读时长6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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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已购买,请登录“二战”和大屠杀一向是柏林电影节偏爱的话题,可能是受德国社会不断反思“二战”的大环境影响,又或许是柏林相对于其他电影节政治性较强的原因。2月9日开幕的2017年柏林电影节,开幕片《姜戈》(Django)仍以“二战”和种族问题为背景,不过是从我们最熟悉的犹太人大屠杀转向了吉卜赛人的遭遇。这个传统上居无定所的民族因其独特的生活习惯和社会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在西方历史上素来受到歧视。“二战”期间重视“血统纯洁性”的纳粹对他们也进行了系统性的谋杀,但因居住习惯、人口数量、缺乏话语和权力资源等原因,他们的故事往往不为人知。
影片讲述法国吉卜赛裔爵士乐手姜戈·莱因哈特(Django Reinhardt)在“二战”中与德军和法国抵抗组织的纠葛。莱因哈特是吉卜赛爵士(法文jazz manouche,英文又称swing,即摇摆爵士)的创始人,“二战”期间他正值声名的全盛期,在巴黎的演出场场爆满。占领军当局安排他到德国巡演遭到拒绝,姜戈处境危险,在地下抵抗组织的帮助下逃到莱芒湖(俗称日内瓦湖)畔的多浓(Thonon),意欲伺机渡湖逃入瑞士境内。
早已过上优渥都市生活的姜戈一家在这样的极端情况下,又重新回到吉卜赛亲戚的营地。由于德军对湖面严密监控,他们偷渡的日期一再推迟。在法国抵抗组织的要求下,姜戈答应为当地德军晚宴演出,自由不羁的吉卜赛爵士让德国士兵放松了警惕,抵抗组织趁机帮助一名受伤的英国飞行员偷渡到瑞士,并对德军铁路进行了破坏活动。然而当德军洗劫吉卜赛人营地的时候,法国人都别过了头去。
世代承继的偏见和歧视没有因为战争的到来而烟消云散,没有因为共同的敌人而得到和解。战争的大恐怖之下,种族的偏见仍在延续,将吉卜赛人和犹太人一样推到了苦难的最前沿。因为吉卜赛人口主要集中在法国、南欧和东欧,法国警察在针对吉卜赛人的清洗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为生活在纳粹淫威之下的受害者,却借机变本加厉地欺压更弱势的群体。
《姜戈》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面向当下现实的影片。记者会上,导演艾蒂安·科马尔(Etienne Comar)提到,希特勒掌权和法国战败,为法国社会中潜伏着的歧视的暗流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出口,各种仇恨和丑恶就势汹涌而出。这很容易被理解为是对当下特朗普美国的一种暗喻。
但这样的政治影射并非有意为之,科马尔说,他的初衷是要拍摄一个音乐家的传记片,将其放在历史的大环境下。后来他意识到,要避开政治话题是不可能的,因为“艺术(包括音乐)在黑暗中为人们带来对自由的希望,当独裁者攻击自由时,他们往往也攻击艺术”。摇摆爵士乐以它开放、多元、不屈的精神,让独裁者们坐立不安。片中对姜戈演出进行“审查”的德国军官很懂音乐,向他提出了诸多要求,以使它符合政治和宣传需要,然而这种“规训”阉割了一个音乐类型的个性。对于吉卜赛人来说,这种音乐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他们生命力的象征和源泉,对于其音乐的阉割也是磨灭其民族性的一种企图。
今天的吉卜赛人仍有一小部分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他们住在自己的营地里,仍然在经济和社会发生问题的时候被当作替罪羊。为了让影片更真实,《姜戈》的主创曾深入一个吉卜赛营地,做了大量前期工作。导演说,虽然到后来,他自己和阿尔及利亚裔的男主角勒达·卡代布(Reda Kateb)已经成为几个吉卜赛家庭的座上宾,但最初的抵触和冷漠始终提醒他们,民族之间的隔阂并未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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