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以一段对话开始：

胡宗宪：“那时候，你既不能去抄大户的家把他们的粮食拿给灾民，也不能劝说灾民忍痛把田贱卖出去。两边都不能用兵，灾民要是群起闹事，浙江立刻就乱了。你在朝廷提的那个‘以改兼赈，两难自解’的奏议就成了致乱之源！高府台，这恐怕不是你提这个奏议的初衷吧？”高翰文这才震撼了，问道：“我该怎样去争，请部堂明示。”胡宗宪：“‘以改兼赈’的方略是你提出来的，你有解释之权。第一，不能让那些大户低于三十石稻谷的价买灾民的田。这样一来，淳安建德两县百姓的田就不会全被他们买去。譬如一个家三兄弟，有一个人卖了田，就可以把卖田的谷子借给另外两个兄弟度过荒年。到了明年，三分有二的百姓还是有田可耕，淳安和建德就不会乱。”高翰文深深地点了点头，接着问道：“那今年要改三十万匹丝绸的桑田数量便不够。请问部堂，如何解决？”胡宗宪叹了口气：“这条国策本就是剜肉补疮。可现在不施行也很难了。这就是第二，让那些大户分散到没有受灾的县份去买，按五十石稻谷一亩买。几十万亩桑田尽量分到各县去改，浙江也就不会乱。”高翰文：“他们不愿呢？”胡宗宪：“你就可以以钦史的名义上奏！让朝廷拿主意，不要自己拿主意。”

以上对话出自《大明王朝1566》中，浙江总督胡宗宪与新任知府高翰文的一段对话。故事发生在明嘉靖年间，以一场内廷、内阁针锋相对的财政结算会议拉开序幕，剧情大致可以这样描述，因国库亏空，需加大丝绸出口来填补，那么提高丝绸产量便理所当然，从而引出了“改稻为桑”的国策，然而在以补国库亏空在浙江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迟迟未能推行的情况下，严世蕃推举了高翰文任杭州知府，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上述对话就是高翰文在上任途中与胡宗宪在驿站的谈话，这段对话看似平常、深读圆滑、细思极恐。对话中看到，“以改兼赈，两难自解”乃高翰文所言。

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所说的话，我们来展开说说为什么高翰文和胡宗宪的对话，利国利民唯独不利高自已。高翰文是一个“书生气”极重的人，他固然是一个爱民的官，但同时也做不好一个官。依他之见，两难自解有何之难，结果到了地方，“水土不服”立马涌现，接下来的结果可想而知。难以推行怎么办？只得回京领罪。回想胡宗宪给高翰文支的招，想来想去，圆滑至极。理论上来看以改兼赈，两难自解实为一个再好不过的办法，首先是有钱的大户买田，替朝廷承担赈灾款，大户有田了就可以种桑，桑产丝绸出口西洋，赚取白银，以补国库。当然大户们不会亲自种地去，就要雇灾民种地，灾民拿了赈灾款又有了工作便不会被饿死，乍一看，就是一个完美的国策。但往往我们忽视很多问题，第一：花多少钱去买农民的田才合适？第二：当时浙江各衙门贪污腐败厉害，国库都已亏空，官府手上也没有多余的钱财去满足买田所需的费用，那么官府就只能以低价购买灾民农田，而且还要满足某些官员在此基础上小赚一笔，具体执行效果不言而喻。

下面我们就再来看看除了贪腐，明朝在财政上的问题，明朝的财政管理有相当一部分是沿用了前朝的形式，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它由监察官员审核财政，设立六部，政府发行纸币，其特色在于，自明太祖朱元璋之后，朱元璋废除宰相，统治权利更加的集中在了皇帝手中。国库资金本身依靠土地和贸易。为了帝国的长久统治，皇帝便严格控制着全国的财政（贸易和土地）。由于帝国疆土广阔，不仅南北差异之大，各省情况也大不一样，再者就算快马加鞭，驿站换马，八百里加急，从北京到南京也得几十日，交通十分不便，大大加深实行中央集权的不利。这种政治集中的统治，导致明代发展非常保守。明朝以前各地区的经济贸易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沿海省份可做对外贸易，提升贸易，而内陆省份在经济构成中，就大打折扣。对外产业就只能在一定地区有所成效。到了明朝，考虑到扩张部分地区的贸易经济只会扩大经济的发展不平衡，从而威胁帝国的统一，因此他们更希望各省份都保持同样的经济水平。当统治者们为了保持各地发展水平统一，从而不管某些地区经济是否落后，这就大大影响了明朝的财政政策。在如今看来，这种为了短期的政治目标而牺牲长期的经济发展显然是非常不合理的，明代的统治者肯定是缺乏远见，亦或者只为了眼前的薄利的。在欧洲，政府对商业的鼓励推动了经济的资本主义化，而明代始终无法达到如此深远的影响，在统治者看来，他们无需做政策上的修改，始终是沿用前朝的传统政策，以农业为主。自古以来都没有将邻国作为竞争对手，所以后来为落后付出了代价。明代在财政管理方面，农业、气候、地域、劳动力等存在很大的多样性，使得朝廷在颁布国策时，很难考虑到各地的差异，在国策宣布之后，就难以落实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上层制定的财政政策很难与下层的实际情况相对应。因此到了地方，就必须做出改动和变通，所以地方统治者为完成国策，只得滥用法律，拆东墙补西墙就在所难免。“踏苗改桑”，“抄家补空”便是其产物。“改稻为桑”的国策便无法具体落地。所以，想要“两难自解”，实为不可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