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敏锐的历史学家偶尔也可以成为好的预言家，那或许是因为他们可以从一个长时段的趋势变化中，察觉到某些状况是无法持续下去了。在这一意义上，现在似乎可以肯定托尼·朱特的判断已在今年的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中被证实：多年来那种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政治模式，造成了对市场机制毫无批判的崇拜和对公共部门的蔑视，导致国家和政府（尤其在英美）忘记了好政治所应有的伦理内涵，即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使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也能得到福利和尊严，而最终，那些不满的人们将用选票来确保他们的声音得到倾听。

在前些年还在为全球化和新经济而欢呼的大合唱中，这样的白乌鸦是不大会受欢迎的。事实上，他在谈论这些议题时，带有某种老派政治理想的味道，更像一个来自19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21世纪初的美国历史学家。他相信一个好的社会应是道德的——那意思是，它必须是合乎我们对良善、正义、公平的理解，而不能对不平等的状况无动于衷。但近30多年来，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形态下，英国人和美国人却普遍相信，不平等乃是生活的自然状态，我们对此也无能为力，那些失败者既不值得同情也不应救济，因为那不仅会削弱竞争力，还会助长懒散和依赖。与之相反，朱特在2010年的《沉疴遍地》一书中就已指出：“让社会中的失败者恢复尊严和自尊，是标志着20世纪进步的社会改革的中心纲领。今天，我们再次背弃了它们。”那违背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直觉和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本能地觉得哪里出了问题，因为正如亚当·斯密早就说过的：“如果大部分成员都贫穷而悲惨，没有一个社会能够繁荣幸福。”

这涉及到一个更为根本的政治问题：何为更好的社会？如果看看当下的世界，你可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这个星球上的一个个国家，看起来更像是一家家公司。每个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就是如何在经济上表现得更有竞争力，评级机构像对待一家企业一样给各国的信用进行打分，而政治家们看着也像是竭力挽回困局、推进创新的CEO，唯一的区别是他无法解雇他的“员工”。在这些“企业化国家”中，政府、商业和公共文化之间似乎不再有清楚的界限，政治是以经济增长而不是再分配为核心的，公共议题被视为低效率、低利润的乏味事务，而在经济竞争中受挫则完全是你个人的错。所谓“社会撕裂”，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状况：人们彼此缺乏共同感受和公认伦理，又没有机构出面弥合分歧并谋求减少不平等。这是更好的社会吗？对一部分人而言或许如此，但不会是所有人都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