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5年5月，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考察安居工程时与当地孩子们聊天 )

很多人和我一样，到新加坡第一件事，就想学会分辨哪栋楼是组屋。下午步行在康柏谷组屋区，骄阳被高大绿树遮蔽，那些写着“叻沙”“烧味”之类招牌下的巴刹里，老人悠然用勺子吃炒饭，幼儿园孩子们在草地上跟老师读诗，“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今年初我走访新加坡做了一篇美食报道，尽管那一行吃到许多华丽食物，组屋之下的巴刹却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喝一杯9毛钱的煎蕊，看着硕大的海鲜被做成平民的云吞和快炒，组屋是我可以感觉到的新加坡最直接的制度式甚至宪法一般的存在。当下住宅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意味复杂，越来越明显的阶级固化、身份认同、户籍制度和教育改革，无一不附加在住宅上，在一个超级大城市里，我们似乎被戴上了能被住宅魔咒时刻收紧的头箍。压力越来越大，孤独感与日俱增。好奇的我收到了一份来自新加坡国际基金会的邀请：“你想知道更多吗？”

居者有其屋

从地点、高度、建筑外立面、窗户大小、阳台欣欣向荣的热带绿植上，确实很难分辨。“不设围墙的是组屋。”住建部公务员给我个最简单的细节。我发现在新加坡步行确实不会遇到死路，也没有绝对的死角，总能看到几个围坐聊天的居民、一个通往大路的花园。在今天全世界高密度超级城市的行列里，在商业景观下重新定义这个几十年里一以贯之的公共住宅政策，依然像一个不可能却又现实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