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一次开庭，美军宪兵用巴士将26名甲级战犯由巢鸦监狱押送往军事法庭

1945年9月2日。外务大臣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正式签订投降文书：“我们谨奉天皇、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之命，并代表他们接受美、中、英三国政府首脑7月26日在波茨坦宣布的及以后由苏联附署的公告各条款。”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结束。

完全接受《波茨坦公告》，就包括其中对战犯将予以严厉的法律制裁的条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依据条款而设置，成为日本侵略战争的了结。它首先是个法律事件，战争罪行和战争罪犯经过纽伦堡和东京审判而确立起来，谴责侵略战争有了法律依据。它还是中日关系的终点和起点。它终结了从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开启了中日双方要共同面对的战后时期。东京审判是中日关系的基础，对它的态度，代表着日本人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面对给中国人造成巨大灾难的侵略责任和罪过。遗憾的是，日本人至今在这两个问题上挣扎。

日本右翼对历史问题的翻案和改写，很大程度是从对东京审判进行攻击作为起点的。所以，我们有必要重回东京审判的历史现场，探究天皇和战犯的策略与诉求、美国的打算、法官的立场，这一切决定了东京审判的面貌，深远地影响了今天的两国关系。67年前，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说：“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遭致未来的灾祸。”而只有尽可能地了解东京审判的来龙去脉，在面对破坏和平的言行时，批判与抨击才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