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宇轩

“这是一部被忽视的杰作。”20世纪70年代，维克多•卢卡斯（Viktor Lukas）准备排练时，对面前纽伦堡交响乐团的乐手和歌唱家们如是说。

作为卡尔•里希特与马塞尔•杜普雷（Marcel Dupre）的爱徒，卢卡斯一向以演奏巴赫及德奥浪漫主义作曲家的管风琴音乐见长。然而，在这张如今已然罕见的黑胶唱片中，卢卡斯一反常态，以指挥家的身份亲自指挥并现场录制了唱片A面，曲目正是他口中的那部被世人长久遗忘的非凡曲目——理查德•瓦格纳的《信徒们的爱之宴》（Das Liebesmahl der Apostel，WWV69）。

也许是命运使然，1843年7月6日，瓦格纳说过一句类似的话：“此盛景今后恐难再现。”当然，他描绘的是作品首演时壮观的一幕——当时动用了100名演奏家和1200名歌者。不过，放在今天，这无意间的言辞似乎成了幽魔的印章，使《信徒们的爱之宴》从出生的一刻起便陷入泥沼，久难抽身，以致多年来无人问津，更鲜有演奏者提及。卢卡斯的举动，可谓录音史上扰乱迷局的一瞬。

但，它当真如其所言，是一部被忽视的杰作吗？

历史宿命论者也许会说，《信徒们的爱之宴》原本就不如瓦格纳那些宏伟的歌剧那样伟大，在时间洪流下沦为历史遗孤也是理所应当的归宿。

我想，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此言不假。

维克多.卢卡斯指挥纽伦堡交响乐团版《信徒们的爱之宴》

《信徒们的爱之宴》创作于1843年，当时，瓦格纳六年前受斯蓬蒂尼和梅耶贝尔影响而写出的传统风格大歌剧《黎恩济》在德累斯顿首演取得成功，一年内，该歌剧连续在这座城市上演了一百余场，场场爆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刚刚完成的《漂泊的荷兰人》，这部歌剧更具艺术性和思想深度，却在首演后尽遭冷遇，人们显然更喜欢《黎恩济》那样的平庸之作。因此，此时的他面临至关重要的艺术抉择——是继续创作俗套却受欢迎的作品，还是进行更高级的音乐探索，即使将要遭遇听众长久的漠视？就在这艺术命运悬而未决的人生时刻，瓦格纳突然接到一个任命：由于《黎恩济》的成就，德累斯顿城市文化协会推举他为首席作曲家，为即将到来的圣灵降临节（五旬节）创作一部圣乐，面向整个德累斯顿的民众和全部信徒演出。令人惊诧的是，向来反对宗教权威的瓦格纳欣然接受了这次委托。如今看来，深层理由也许是，他想把这次委任当作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将自己对音乐的深度探索面向最广泛的听众展示，以此观察他全新的艺术构思能否得到大众层面积极的反馈与共鸣。毕竟，他原来的那些歌剧听众只是社会的一小部分，并不能代表最大多数的群体。

德雷斯顿圣母教堂

经过六个月的钻研与写作，《信徒们的爱之宴》诞生了，1843年7月6日，在拥有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最大圆顶的建筑——德累斯顿圣母教堂（Dresdner Frauenkirche）首演，如上文所述，由100名乐手组成的乐团和1200名歌手组成的合唱团演出，恣肆而喧夺的架势百年不遇。当时的论调如此评说：“今天，《信徒们的爱之宴》如洪水猛兽般感染了整个德累斯顿的空气，人们纷纷为之着迷。”显然，德累斯顿的平民百姓并没有被瓦格纳创造的“庞然大物”吓退，反是热烈追捧。而这样出人意料的结果在客观上最终促使瓦格纳产生了继续进行音乐探索的信心。毋庸置疑，《信徒们的爱之宴》是瓦格纳风格过渡的重要转折之作，而并不是公认的《漂泊的荷兰人》。试想，若没有《信徒们的爱之宴》首演的成功经历，作曲家很有可能停留在《黎恩济》式的流行歌剧创作，成为红极一时的偶像，我们或许将看不到后来的《唐豪瑟》《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纽伦堡的工匠歌手》《尼伯龙根的指环》等等在音乐史上举足轻重的丰碑之作了。

但瓦格纳可能自己都没意识到，《信徒们的爱之宴》在当时能够受到大众欢迎并不是缘于他在艺术上的突破性尝试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也不是所谓的厚重与雄伟的音响带来的震撼。其原因其实在于：音乐中的通俗性与宗教题材的结合。根据德累斯顿城市文化协会的要求，瓦格纳需要创作一部以他自己的话说是为“具有民间风格的奇迹剧”（注：奇迹剧是中世纪沿袭下来的一种以《圣经》故事为脚本的音乐表演形式）。事实证明，瓦格纳完美地完成了任务要求——众所周知，瓦格纳在《漂泊的荷兰人》中就开始模仿韦伯式的大众歌曲和通俗合唱曲，而在这部奇迹剧里，他进一步发展，运用通俗歌曲的模式套上《圣经》的唱词，再通过丰富音乐织体将音色塑造得波澜壮阔，令市井小调具有宗教般的高尚感。演出过程中，普通听者在感受到宗教的伟大与神圣的同时，还能在不经意间熟识剧中琅琅上口的旋律。人们第一次听闻如此“非严肃化”的圣乐，倍感亲切，因而反响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