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之后的我渐渐意识到，母亲就是我的一面镜子，所有好的坏的我都无法摆脱

文/KK

调解员

陈春丽是我妈。现在，我们相隔两千公里，我在北京工作，她在老家刚刚退休。

近些年，我对接她的电话有些抵触，能不接就不接，按了电话发一个微信敷衍道，晚上给你打。事实上，晚上我没有给她打电话，因为我很可能在跟朋友喝酒，到家就把这事给忘了。陈春丽在电话里喜欢催婚，和所有的母亲一样，她心心念念的是我的人生大事，总觉得只有谈了恋爱，结了婚，生了孩子，才算是有了自己的家。每次到这个环节，我又恼又怒。恼的是她对女人需要一段婚姻才完整的执念，反反复复，就跟头疼感冒一样，每个月定期定时发作一次。怒的是我一次次耐心地解释“婚姻不是上街买菜，看中了谈论价格即可”，实在说不通，我就会甩出一句必杀技：“妈，你都结过三次婚了，怎么还能对婚姻有期待，我婚姻的配额都被你用完了你知道吗？”我很清楚这句话的杀伤力，陈春丽这时候就会深深叹口气：“也对，时代不同了，现在你们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谈话虽以我的胜利结束，但挂了电话我就开始后悔，这些揭人伤疤的话语，竟然和16岁时的自己会说出来的话如出一辙，我在陈春丽面前，被永远地定格在了叛逆期。

陈春丽现在的这段婚姻事实上和我关系甚远。10年前，我已经在千里之外开始工作，长成了大姑娘。她电话里声音清脆，洋溢着掩饰不住的期待：“你现在长大了，不在我身边，妈妈想找一个人好好过后半生。”这是陈春丽这段婚姻的注脚，相比第一段婚姻的纯粹爱情，第二段婚姻“为了我”的责任感，这一段婚姻陈春丽好像是为了自己而活。

我一直觉得陈春丽是一个勇敢的女性，敢爱敢恨，从不会向命运低头，我常常会跟朋友们开玩笑说，我妈就像一个任性的好莱坞女星，永远闪耀着爱的光芒。那一年春节回家，我第一次看见她的老公，比陈春丽小两岁，高高大大，说话恭敬，我嘟囔了一句：“叔叔好。”我和对方都有些不好意思，突如其来的“亲人”关系来得就像龙卷风。气氛很好，叔叔做饭很好吃，在厨房里忙碌了一下午，上了一桌子的年夜饭。叔叔的儿子刚退伍回来，叫了我一声“姐”。电视里放着春节晚会，屋外偶有爆竹响，好一个温暖的除夕夜。那天晚上陈春丽穿着红毛衣，一高兴，多喝了两杯。在微醺的时候，双颊红润，乘着酒劲说，自己很幸福。这种感觉对我来说陌生极了，很多年我没有过这种完整家庭的感受，我为陈春丽感到高兴。

这是我对她这段婚姻唯一完满的记忆。后来的很多年，我只在春节回家，这一幕每年上演一次。长久以来，我对远离母亲独自在北京生活是有愧疚感的，陈春丽要强，性子刚烈，嘴上不说，但心里多半是有苦难言。电话里问候她的生活，她有些掩饰地回答，还好，日子反正凑合过吧。很多细节陈春丽不透露给我，但我隐约觉得他们两人的关系正在走向一个不可预料的方向。记得前两年回家，家里气氛变得尴尬，两人正式在家里分开生活，共用厨房，一人一个房间，晚上回不回来睡觉已经不再需要告知对方。我很想知道，这两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曾经做过几次调解员，和叔叔约谈过几次，他抱怨母亲的暴脾气、琐碎的计较、没完没了的唠叨。陈春丽聊得更细致一些，聊起了叔叔的两重人格，在朋友面前是一副老好人模样，在家里却对她冷暴力。诸如此类的种种言论，作为旁听者，你永远无法判断到底是何时何地，哪一桩事件撕裂了两人的情感。一开始我的开导有些作用，至少每次我离家之后，两人的矛盾会得到一些缓解。婚姻，总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一年前的春节，事态已经白热化。除夕之夜，陈春丽带着我去洗浴中心过年，叔叔带着儿子儿媳回了老家。我和陈春丽闹了一场。“我就盼着回家过年找一点温暖，你干吗又闹这么一出？”陈春丽掏出手机给我看了几张照片，照片里的女人面容憔悴，头发凌乱，双眼肿胀，额头、脖子上是块状的红色瘀痕，我一时没认出来这是陈春丽。“他动手打你了？”我气得有些颤抖。“我们俩吵架，他掐着我的脖子，我就撞到了桌子上。”我一时间没控制住情绪，过去我内心里是有些责备陈春丽的，总觉得是她性子烈、嘴上不饶人，尤其是和叔叔的温文尔雅比起来，在外人面前她就显得很吃亏。“妈妈，对不起，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都不在你的身边。”陈春丽没哭，她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我要离婚。”

如果不是看到这些照片，我很难相信叔叔会动手。作为旁人应该如何去判断一段婚姻关系里的对错，或者说真的有对错可言吗？我问过陈春丽，你后悔结这次婚吗？她回答：“不后悔。结婚的时候我们奔着过后半生去的。只希望你不要埋怨妈妈，没有给你做一个好榜样，到了60岁还要离婚。”“妈，有的人为了给孩子做好榜样，忍辱负重一辈子，而你是勇敢的，至少你在为自己而活。”不知道为什么，在陈春丽宣布自己要离婚的那一刻，我有些为她高兴，虽然她和大多数母亲一样，秉承着对传统婚姻的渴望，但她没有和不幸的婚姻一起跳入大海，那一秒钟她清醒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