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雷耶

文/鱼君

雷耶是法国歌剧作曲家、音乐评论家。他与柏辽兹同病相怜，也颇有文学风采，曾被人评论“这是一个从事写作的音乐家，还是一个创作音乐的作家？我不知道。”由于无法靠歌剧收入生活，雷耶接替柏辽兹成为《辩论报》的音乐评论家。他还在音乐学院担任图书管理员。

诚然，雷耶并不能与柏辽兹平起平坐，但他是他的艺术继承人，也是他选定的接班人。他接替柏辽兹成为学院的院士，柏辽兹把他的剑和大衣遗赠给了他。柏辽兹的仆人在整个普法战争期间都保护着它们，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好把它们交给雷耶。

柏辽兹在世时，雷耶是柏辽兹悲伤时刻的安慰者，在他临终时陪伴在他的床边。他听到了自己最后的话：“我要去听我的音乐!”（“现在他们要演奏我的音乐了!”）雷耶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努力地让这些遗言成为现实。1870年，柏辽兹逝世后的第二年，雷耶在Opéra举办了一场音乐节，那里是《本韦努托•切利尼》失败的地方，也不会上演

《特洛伊人》。他在1877年的《人民音乐会》和《夏特莱音乐会》中组织了《浮士德的沉沦》的演出。1879年，他举办了第二届音乐节——慢慢地，他让法国发现了她最伟大的音乐之子的天才。

在柏辽兹事业的大部分时间里，或许没有一个音乐家像他这样受到如此可笑的批评，如此的嘲笑，如此的侮辱。这些暴行是他自己的国家强加在他身上的！他对这个事实再清楚不过了。幸运的是，正如《辩论报》上的某些攻击所证实的那样，他也拥有喙和爪。

我照看了他一整夜。第二天早上，他忠实的仆人递给我一本他为我留下的回忆录副本。后来我有机会奖赏这个诚实的人，在柏辽兹长期生病期间，他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对他倾注了最多的关怀。在他的大师去世前不久，他陪同柏辽兹来到我家。这个可怜的音乐家痛苦地爬上四段楼梯，来到我的桌前坐下。饭后，我恳求他把他的名字写在Cellini（切利尼）上。他抓起一支笔，用颤抖的手写下“给我的一个朋友”，然后用渴望的目光望着我说：“我忘了您的名字。”这是一个残酷的打击，打击了我的内心。我再也见不到他了，直到我注视着他躺在临终病榻上的脸，那个我非常仰慕的大师，从我第一次有幸结识他的那一刻起，我就对他产生了不可怀疑的爱慕之情。

柏辽兹和我一起回家，他陪我回家，我送他回家，我们一起走过两三次，他抽了那么多雪茄，他从来没抽完过，他坐在荒凉的人行道上，精神饱满，我对他的笑话和双关语由衷地大笑。啊，几乎没有人见过他这样！分别的那一刻终于来了。通常我陪他到他家门口，垂涎最后一句话。我们走近他在加莱街的房子时，他的热情消失了，闪烁的煤气灯照亮了他的脸，他的表情变成了惯常的悲伤和忧虑的表情。当他的手碰到门铃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压抑着声音低声说了一句冷淡而寒冷地告别，仿佛我再也见不到他了。他走进了他的房子，我走的时候心都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