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地理学家胡焕庸在《地理学报》第二期上发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根据收集和估算的全国各县人口数据，绘制了中国第一张人口等值线密度图，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中国人口 “西疏东密 ”的不均衡状况。为直观呈现这一研究成果，胡焕庸提出一条瑷珲（今黑河）—腾冲人口分界线：

今试自黑龙江之瑷珲，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此东南部之面积，计四百万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积，计七百万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六十四；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部计四万四千万，约占总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仅一千八百万，约占全国总人口之百分之四，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

胡文不久即引起国际地理学界的关注，被美国《地理学评论》（Geographical Review）杂志全文翻译介绍，英、德等地理刊物亦相继转载。因其在描述中国人口分布上具有 “画龙点睛的作用 ”，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田心源教授称为 “胡焕庸线 ”。

诸多研究揭示，“胡线 ”是描述中国人口 “东密西疏 ”分布格局的基本分界线，也是一条反映我国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历史条件差异、民族分布、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参考线，且具有异乎寻常的顽固性和稳定性。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毋庸多言。我在此并不关注 “胡线 ”因“地理本性 ”而造就的顽固性问题，也不希图回答胡焕庸线 “能否破 ”“怎么破 ”的世纪难题，我关注的是，从知识生产的视角出发，胡焕庸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情境下提出 “胡线 ”的？此线之提出反映了什么样的思想传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