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小瑜

马克垚先生最近向我推荐了克鲁克斯和帕森斯（Peter Crooks and Timothy H. Parsons）主编的文集《世界历史上的帝国与官僚制度》（剑桥大学出版社二○一六年版）。除了二位主编写的导言，他们二位以及其他十五位学者对官僚制度和官僚集团在政治和政治文化中的作用进行了透彻的讨论，主要涉及从晚期罗马帝国到中古和近代欧洲及亚洲的情况，也有两篇论文研究了 “二战 ”之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非洲殖民统治之终结。这些研究具有历史比较的宏观视野，但是每篇论文都仅仅讨论了一个个案，仅仅对一个特定地区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问题进行研究，避免给出简单的、忽略个体特性的概括性结论。

值得读者认真关注的是，串联这些个案研究的主题绝不仅仅是帝国和官僚制度，还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对社会经济分析方法的拓展，以及这一拓展引导出的全新的社会史和社会理论研究。譬如迈克尔 ·曼在《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剑桥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里面对社会关系之经济、军事、文化和政治层面的全方位分析，并不弱化社会经济分析在方法论上的关键意义，而是力图避免分析的简单化。

一、“强撤帘”背后的理性官僚制度

正如恩格斯在谈到历史唯物主义时曾经郑重提出的，经济状况是历史进程的基础，但是 “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二○一二年版，604页）。马克垚先生在《封建经济政治概论》（人民出版社二○一○年版）等著述里面做出的研究，应该就是恩格斯希望学者对历史和社会现象进行的那种复杂和综合的社会经济分析，也与国内外学术界最好和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形成呼应。譬如他在书中对中国古代皇权精辟、深入的梳理和讨论，以政体研究为切入点，分析了思想、贵族与官僚、财政与税收以及军事制度等多个层面。马克垚近年出版的《古代专制制度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七年版）、《汉朝与罗马：战争与战略的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二○年版），在方法论上也具有同样鲜明的特色。

说到帝国与官僚制度，与晚近前沿研究有相通之处同时又更加微观的一项新学术成果令人瞩目，这就是赵冬梅的《大宋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二○年版）。这部著作的讲述集中在北宋的一个特定时期（一○六三至一○八六年，从英宗即位到司马光离世）。作者的宋史研究以叙事见长，但是她所继承的重视制度史的北大史学传统历来也兼具关照思想和社会史的路径。这些元素加上赵冬梅对欧洲学术史的了解和把握，无疑促成了《大宋之变》的布局和叙事具有新社会史的突出特点，帮助读者在人物、文化、经济和军事诸因素编织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看到宫廷、官僚、帝国制度灵动的运作，置身于北宋王朝这个特定时期重彩浓墨的生活画卷之中。

无论是马克垚多年来对欧洲和中国历史的深度研究，还是美国的宋史专家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在《世界历史上的帝国与官僚制度》里面的长篇论文，都谈到中国古代皇权理性的官僚化和制度化的程度，以及相对于制度化统治，君主个人擅权和肆意妄为的程度。毕竟，正如伊佩霞提及的，马克斯 ·韦伯认为古代中国政治的制度化程度相对偏弱，因为君主的最高决策权可以脱离正确统治的要求，沦落为个人的随意决定。马克垚和伊佩霞两位教授的看法，是倾向于部分修正韦伯的观点，突出中国古代政治在治理功能上的理性和有效性。《大宋之变》对二十三年间北宋历史的精微叙述和阐释，有助于我们明白在新社会史的视野下，应该如何来看待王朝政治的实际运作。

偏重王朝政治和统治精英的研究路径本身不是传统政治史和制度史的短处，在描写政治精英活动的时候忽略他们周边的社会和人民才是严重的失误，会让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变得狭隘和干枯。《大宋之变》恰恰做到了细密准确的制度史内在骨架与生动人物行为和开阔社会语境的无缝链接。作者在前言里面谈到的 “细节 ”引领作用，其实就是一种全方位的社会史笔法：铺陈细节就是让人物、事件和进程在想象中复活和行动起来，让经济、政治和民众日常生活赋予制度、叙事以灵魂和血肉。作者很细致地写出了她的写作心得和目的：“宋朝历史中的很多事件和人物，貌似尽人皆知、题无剩义，实际上人们所了解的，只是一个从开头到结尾的简单轮廓。”对于相关的社会关系和结构及其运动进程，即便不是一无所知，也是知之甚少。这正是作者试图改变的状况。

全书分为五个部分，一共三十九章，每个章节都用精准和全方位的细节描写展现了宋代王朝政治的活动情景，是典范的新社会史叙述，对政治和政治文化问题给出了令人叹服的论述。宋代皇帝个人能够在制度以外为所欲为吗？在《大宋之变》里面，作者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应该遵守的一整套规矩和伦理秩序面前，在市井坊间的流言和天下百姓的喜怒哀乐面前，怀抱私心和公德的帝王、皇后及其周边的亲人、大臣们随时都在做出情愿或不情愿的选择，随心所欲的自在是不存在的。

在最前面的七章里面（第一部），宋英宗由犯病到全面执政，与曹太后的情感和利害纠结，很难脱离规矩以及大臣依据传统对局面的掌控。在构成每日每夜宫廷生活的人与事的无尽交织当中，制度和个人之间的张力暴露无遗。当曹太后客气地和大臣们说 “且容老身先退 ”之后，韩琦厉声下令撤帘，“就在帘子落下来的那一刻，太后还没有完全绕过屏风，韩琦还有在旁边侍奉的官员、宦官都能看见她的裙角 ”。太后还政英宗后，作者写道：“开封的老百姓最是消息灵通，任店的羊羔美酒一时销量大增；南城的清风楼宾客盈门，青杏和酒都供不应求了；鞭炮声一宿都没有停歇，吵得人无法入睡；武成王庙前海州张家胡饼铺的伙计们早起干活的时候，一个个都是哈欠连天，而又满脸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