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培凯

一

绿茶兄要画我的书房，正赶上新冠疫情肆虐，没法前来香港，于是，我就对着平时工作的书桌照了张相，把左侧沿墙的一溜儿书架也照进去，颇有点坐拥书城的架势，寄了给他。他按照图片画了张书房一瞥，笔调清丽，用色淡雅，好像我读书写作的地方十分宽敞雅洁似的。

其实，我目前读写作息的地方，并不是我的书房，而是我们家的客厅，是太太迫不得已让出来的空间。十年前刚搬进新居，原本有间书房，有一米长半米宽的书桌，有可以高矮伸缩的弹簧靠背椅，两个高度一米八的榉木书架，临窗还有两米长的窗台，可以望到船湾水库，远眺是吐露港往塔门出海的波澜，十分赏心悦目。曾几何时，画册书刊蜂拥而至，书房早已成了书刊的堆栈，叠床架屋，从书架到书桌到座椅到地板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堆满了书籍与文房用品，窗台上是一摞一摞的剪报与宣纸，哪里还有书房的雅趣？想进去找本书册，跨一步都困难，简直像进了深山老林一样，四处丛莽，每走一步，都得披荆斩棘，把这批书搬到门外，那批书得叠累起来，像杂技演员在舞台上表演叠加七八张桌椅那样，尺寸不一的书刊成了道具，颤颤巍巍，随时都可能出现山体滑坡的惨剧。生活在香港，起居的空间逼仄，寸土寸金。书斋成了书籍的堆填区，功能就完全消失，既不能读书，又不能写作，只是一场书灾。

朋友问我一共收藏了多少书呢，我估摸着算了一下，在香港大概有三五万册，堆得满坑满谷，给我平添许多烦恼。除了客厅之外，两间客房都让给了书架，基本按照主题分类，有辞典书目类、戏剧戏曲类、明清历史类、书画陶瓷类、哲学思想类，以及中外诗歌、茶饮园林，虽然汗牛充栋，却与藏书家的收藏大不相同。我买书的动机比较近似鲁迅，都是因为兴趣所在，买来看的，不是为了收藏，也就不大讲究版本，没有什么值钱的珍本书。以前在纽约书房里有一批英文书，是比较珍稀的，都是美国十九世纪末出版的中国历史文化与旅游作品，基本上都是第一版，而且许多都是传统需要裁边的装订版式。这些书是我在波士顿、纽约及新英格兰乡间逛旧书店搜罗的，一般都是从当地世家散出，不少连边页都没裁开，看来是世家用来装点门面的。二十多年收了七八十种，离开美国的时候，暂时贮藏在某处地下室，不知怎么就再也不见踪影，也不好去调查，从此断了我收藏珍稀书籍的念头。

还有一批我从哈佛燕京图书馆买的复本，有洪业过世之后捐赠的藏书，有赖肖和捐赠的《哈佛亚洲研究集刊》，从创刊号开始的二十多册，以及台湾《传记文学》合订本的前十几年，也是从创刊号开始。搬家离开美国到香港教书的时候，走得匆忙，都一并交给舍弟清理，捐给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公立图书馆了。此外，我以前喜欢读推理小说，因此购买了所有阿加莎 ·克里斯蒂与奚梦农的探案，大概有一百多种，也都随手散去了。由此得到一个感悟，藏书的散失，在安土重迁的农耕时代，水火兵燹最是可怕，到了工业科技时代的迁徙流动社会，像鲲鹏一飞就是九万里的跨洋搬家，恐怕就是藏书的最大灾难。

也有些书，因为研究所需，一直随身携带，半个世纪下来，也就成了珍稀之物了。如阿瑟 ·韦利的《敦煌歌谣与故事》（George Allen & Unwin，一九六 ○年版），潘承弼、顾廷龙的《明代版本图录初编》（上海开明书店一九四一年版），顾芸《顾云美卜居集手迹》（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一九五八年影印）。这一类的书，手边实在不少，都是平常使用的，在藏书家的眼里，不过是砖石瓦砾，连古籍都算不上。倒是《明代版本图录初编》有所不同，因为扉页有顾廷龙先生亲笔的题识，详细叙述了他在一九八六年访美，住在我纽约家中，看到这四册他在抗战期间上海孤岛环境中编印的图录，回顾前尘往事，一晃已是四十多年。他感慨自己手边都没有这套书了，而且铜版已毁，在访美之时见到旧识，就提笔留下了珍贵的墨迹，工整的小楷写满了扉页书名之后的衬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