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曼菱

西南联大这些年来成为社会热点，“以文学想象写史 ”的作品大量流行，网络时代的 “段子 ”具有传播优势，催生很多与历史脱节的任意发挥，是谓 “想象的误区 ”。比如，“刘文典踢蒋介石 ”的事，并没有发生过（石慧庐《记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被蒋介石扣押》）。但此类想象，很受网民青睐，因为凸显文人与政坛的矛盾，满足某种社会情绪。但是经不起推敲，一个饱学之士，先下脚踢人，这损坏的其实是刘文典的形象，而蒋介石居然容忍，也不符合其性格，美化了当局。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但我以为，最值得关注的是对 “三校联合办学 ”的想象误区，这涉及西南联大形成的一部大历史。

现在有种流行的说法是，张伯苓对梅贻琦说 “我的表你戴着 ”，三校的合作从此亲密无间。这种交代轻描淡写，有点 “软文 ”的风格，轻巧逗趣，可是与这段厚重的历史实情不相称，不能以此来涵盖长达九年的联合办学的过程。

我深信，一切学风乃至 “人格 ”都植根于体制之中，所以有必要深究其奥。

三校都是名校，进入成熟期，有自己的学术高度和风格。抗战风烟陡起，而“联合 ”办学，共同利用社会资源与学校资源，但并非 “合并 ”。其中很多差异与鸿沟，需要弥合，绝不只是 “校长个人关系 ”那么简单的事情。

联合的过程就是一场 “战火中的人文整合 ”，其中多少心血、智慧与承当。有些事情我是在采访中逐渐感知的。如，当年的 “湘黔滇旅行团”，简称 “步行团 ”，由三校组成，计有教师十一人，学生两百八十四人。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日离开长沙，至四月二十八日抵达昆明。在穿越山野的路途中，学生分成了小队，但带队的黄师岳团长并不要求师生们列队而行，都是按其体力，散漫而行，赶到目的地即可。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三校的师生们应该发生很多的结识交往，然而在采访中我发现，步行团里的人们各守学校的界限，相互间是 “不搭理 ”的。

采访吴征镒时，他回忆了与老师李继侗同行，采集植物标本。有时路遇闻一多等人，这三个清华教授是一起走的，在路边一同休息，也有照片。吴是清华助教，他没有谈到与学生或其他人的接触交往，显然活动范畴只在清华教师圈内。采访北大哲学系的任继愈与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的冯钟豫时，我发现他们彼此根本没有留下印象。到昆明以后，任继愈与冯钟豫之妹冯钟芸恋爱结合，但两人都没有提及步行团时有过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