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谭佳

一

一九三○年初夏，北平学界不同凡响，两篇即将把 “古史辨 ”推向第二个高潮的名作相继发表：五月，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刊载于《清华学报》（以下简称 “《五德终始说》”）。在梁启超、吕思勉、栾调甫、刘节等辩论 “阴阳五行说之来历 ”基础上，

顾文认为，邹衍凭借 “往旧的五行思想（即古代人把宇宙事物分类的思想），自己造出整整齐齐的一大套五行说，用之于历史上 ”。文章尤擅分析三统说发生、《世经》形成和刘歆遍伪群经问题。顾颉刚对此文极为看重，撰写头日就感到 “甚有心得，足以打碎伪古史之中坚 ”，付梓时更自信所论乃 “一个古史的中心的题目 ”。紧接着，六月，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刊在《燕京学报》（以下简称 “《年谱》”）。钱文 “仿王静安先生《太史公行年考》之法，证明刘歆并非窜改群经，《周官》《左氏传》二书皆先秦旧籍，而今古学之分在东汉以前尤未彰著 ”（青松《评〈刘向歆父子年谱〉》）。《年谱》在学界引发轰动，被陈寅恪誉为 “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 ”，钱穆忆述：“各大学本都开设经学史及经学通论诸课，都主康南海今文家言。余文出，各校经学课遂多在秋后停开。”

钱穆虽 “不啻特与颉刚争议 ”，两人关乎五行问题却 “议论正好相反 ”（钱穆语）。但是，完成得意之作后，顾颉刚屡次向钱穆索评论稿。为答顾氏雅意，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三日，钱穆撰写的《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下文简称 “《评顾》”）发表在《大公报 ?文学副刊》。随后，钱、顾又加写各执己见的按语交《大公报》副刊发表，你来我往，引发学界热议。最先参与讨论的刘节致信顾颉刚说道，今古学之 “根本症结在阴阳五行灾异谶纬说之不同 ”，《五德终始说》独能 “揭此迷蒙 ”，“实为中国学术界一大快事 ”（刘节《论今古学书》）。随后，钱玄同撰文《左氏春秋考证书后》《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声援顾说。范文澜、陈槃、童书业、徐文珊、谭戒甫、谢扶雅也加入讨论。这些文章收入《古史辨》第五册下编，掀起继大禹问题后古史辨的另一高潮。

顾颉刚为何一定要找观点与自己截然相反的钱穆来评论呢？二人讨论又何以引发古史辩论高潮？缘由之一，五行问题关乎阐释天运、帝系、道统、经史和个人凶吉。如刘节形容 “今古文之分，在骨子里就因阴阳五行说之不同，复因此而产生政制及礼制的不同 ”。其二，这场讨论承载着钱、顾二人的特殊交情，学术领袖与后劲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民国学术话语权更替等复杂因素。

一九三○年初钱穆年仅三十五岁，顾颉刚向《燕京学报》推荐《年谱》时赞其 “寻出许多替新代学术开先路的汉代材料 ”。在顾的推荐下，钱穆于一九三○年九月出任燕大国文系讲师。二者往来甚密，顾对钱多有关照和提携，钱称 “初到所遇皆生人，惟晤佑荪、绍虞及颉刚，使余无身居异地之感 ”。钱穆在燕大期间，顾爱才心切，屡次索稿，钱由此才发表《评顾》等重要文章。“伯乐识良马 ”的顾颉刚曾自诩与钱穆是 “房谋杜断 ”关系，对这位经自己慧眼识珠、多方提携而进入学术顶级圈的乡村中学老师，顾颉刚可谓倾心栽培、充分信任。

于情于理，钱穆在《评顾》中肯定了顾的贡献。细读全文，核心有二。首先，将《五德终始说》与今文经学趋同理解。《评顾》引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九二○）中的名言 “以复古为解放 ” 来概括对古史辨的理解：“溯源寻根，把中国从来的文化学术思想从头整理一过，给与一种较为新鲜而近真的认识，对于将来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上定有极大的帮助。”钱穆借此论证顾学和今文学 “虽则尽不妨分为两事，而在一般的见解，常认其为一流 ”。所以，顾学吸纳今文学派来为古史观张目，实则 “横添许多无谓的不必的迂回和歧迷 ”。其次，是别异。钱穆用 “新文化新思想 ”几字将顾说拉回胡适的新文化运动大营。又以 “伪造 ”与“传说 ”区别为切入点， “预备根据胡先生这一番话来认辨顾先生的古史辨和晚清今文学的异同”。所谓 “一番话 ”即胡适曾归纳的 “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 ”。钱穆继续用胡适的话来解释：“讨论古史里那个根本的见解和方法，是重在传说的经历和演进。”通过对比差异，钱穆认为崔述疑古 “仅剥到‘经’为止，还不彻底 ”，晚清今文学比崔述还不彻底，顾的古史剥皮，“比崔述还要深进一步，绝不再受今文学那重关界的阻碍 ”。在引言中，钱穆不忘强调 “顾先生那篇文里，蒙其采纳我《刘向歆王莽年谱》里不少的取材和意见，而同时顾先生和今文学家同样主张歆、莽一切的作伪 ”。之后，全文围绕五帝传说、五行相生、汉为火德等具体问题阐发。可见，钱穆的策略是先抑、后扬，再暗抑：借用梁启超的名言将康学与顾颉刚等同；又借胡适观点，从神话与传说角度辨异，再提及自身力作，仍将晚清今文学与顾颉刚画等号。

《评顾》处处可见胡适与梁启超的影子，前者尤甚。彼时的胡适早已在回国短短几年内 “暴得大名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取代梁启超成为思想界新一代领袖，堪称当时学界的 “泰山北斗 ”。饶有意味的是，围绕《五德终始说》，顾颉刚、钱穆、胡适之间有着不同寻常的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