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旻 

徐旭生（一八八八至一九七六）一九五九年春天的夏墟调查拉开了中国考古学界主动探索夏文化的序幕。从此，夏文化考古成为中国考古学研究中一个重要命题。同时，夏考古学术史本身的书写，也如王朝传说史迹一样，存在不同学术传统之间的张力。

夏文化如何成为现当代考古学探索的课题？今天的学术史普遍认为，中科院考古所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展开的夏文化探索由夏鼐总体规划、徐旭生具体执行。这个说法不但得到诸多亲历者回忆录的支持，而且存在于《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1956—1967）》这种纲领性文件之中。其兼顾豫西与晋西南的整体性布局，与日后夏文化研究的发展前后呼应，因此具说服力。然而，根据当时在考古所从事秘书工作的王世民回忆并查核档案资料 ,一九五六年四月印发的《考古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初稿 )并未提及夏文化问题 ,史前时代以后的项目从殷代开始。众所周知，当时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部分未曾确定，即没有被正式列入国家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通过对比徐旭生、夏鼐等人的日记，以及夏文化研究参与者的回忆，可以看出考古探索夏文明学术思想的形成，是二十世纪前半叶 “中研院 ”史语所和 “北研院 ”（以及北大国学门）两个不同的学术传统在考古所这个新的学术体系中互相适应与妥协的结果，并非出自一个经过整体规划的、浑然一体的学术课题，而这两个不同的学术传统对塑造当代中国考古学思想影响深远。

一九四九年之后，曾经分属史语所和北平研究院的诸多考古学家在新成立的中科院考古所成为同事。五十年代后期的正副所长尹达和夏鼐都出自深受傅斯年和李济影响的史语所，根据杜正胜的概括：“我所传承的学风讲求 ‘无征不信 ’，自疑古学派以下，殷商有甲骨卜辞可资证实，故殷商史可以研究，至于商之前的夏，谨慎的学者是存而不论的。”而来自北平研究院的徐旭生比两位所长年长一代，并有显著不同的历史观和学术背景。徐旭生在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九年期间留法学习哲学和社会学，并成为二十年代以北大哲学系为代表的新唯心主义哲学家之一。他的考古学知识来自以沙畹华北考察为代表的法国汉学传统，并在二十年代中瑞西北考察与三十年代的北平研究院陕西考古调查中积累了丰富的田野经验。虽然其专业化程度无法与梁思永、夏鼐等受过英美考古学训练的史语所学者相比，但是，徐旭生这种有多元论色彩的思想家不像机械唯物论者那么僵硬地看待科学与社会 —他认为在史前与历史之间并非截然分野，三代之间也不是线性的历史，在传说时代的中国存在多元文化传统的绵延与交融。因此，在四十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他对先秦历史与宗教传统进行史料学与社会学的梳理，回应当时盛行的疑古传统。代际与学术传统的差异可以让我们理解史语所与北研院在研究旨趣上的区别，后者的哲学背景、对传说与古史的态度，以及专业训练的欠缺，使得他们更接近金石学家 —而正是这种关怀使从哲学家改行的徐旭生在唯物史学的大背景下对探索夏文化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