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 大厂青年）

主笔/徐菁菁

实习记者/张宇琦   印柏同

落差

不久前，李晴（化名）参加了一次校园招聘的海外专场。她所在的企业是一家急速扩张的互联网“新大厂”A公司。公司人事部门已经做了第一轮筛选。李晴的任务是作为团队管理者进行面试。应聘者的履历让李晴异常震撼：“全是在国外拿了名牌大学学位回来的，硕士起步，甚至还有普林斯顿的。我当天面试回来就和我的老板发问：我招这样的人进来干啥呢？”

类似的情形她在去年国内高校招聘的时候就领教过了。她在最好的高校的研究生里挑人，“最后纯粹是出于给本科生留点活路”的想法，“捞了一个挺有趣的男孩”。

李晴的困扰在于，她需要人手完成的工作其实非常基础，“国内普通一本大学的本科生就可以胜任”。而在面试室里，天之骄子们的踌躇满志扑面而来。她担心，他们的高自尊和对这份工作的高预期，她接不住。李晴面试过一个女孩，美国名校毕业，有硅谷实习经历，人也长得漂亮，上海人家的独生女。推门进来就把李晴惊住了：“LV的背包，Tod’s的皮鞋，我目测她身上的行头至少就是5万到8万。”整个面试过程非常愉快，“她真的是个很聪明的人。”但李晴没有要她。

“我这儿的活，她干不过三个月的。”李晴心里有一笔账，“他们可以在我这里耗下去，半年、一年……你在23岁、24岁的年纪可能觉得一年时间没什么，但是过了三五年你再回头，就会心痛后悔。”“这是对他们负责，也是对我负责。”在来这家新公司之前，李晴在老牌互联网大厂工作了10年。她带团队的习惯是希望所有人能跟着她一直干下去，彼此都不辜负。只有一次，团队里有人对她有很大的意见。可就这一次，让她难受了很久。

这种作风在时下显得有些老派。一种新兴的做法是：“一个项目很急，急招一个人进来让他好好干三个月，不管这个项目成不成，跟他都没什么关系，日后随意安排即可。”“隔壁组”同事选人专挑履历最漂亮的。LV女孩被李晴放弃后就直接转投了“隔壁组”。“你没注意到她的一身行头吗？”李晴好奇地问同事。“大不了就是干三个月不适应走人，反正我也能换一个人顶上，”同事向李晴解释自己的逻辑，“优秀的履历至少证明这个人很聪明，他们能在国外把这些学位读下来，也证明他们足够刻苦。我招这样的人进来工作，能做成事的可能性难道不比招其他人更高？”李晴觉得这个逻辑似乎也无可辩驳。

2020年上半年，人才市场本科和研究生求职人群同比增长12.6%和22.4%，而10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求职者同比增长18.5%

李晴去年在国内校招里收入麾下的新员工“多多少少”也有一点落差。“我会和他们聊：求职这件事也是双向的，如果你真的不开心，觉得屈才，受委屈，是可以走的，去一个能发挥你才干的地方。你没走不就说明找不到吗？找不到你瞎想啥呢？”

林立（化名）从辞掉第一份工作时就是这么想的：找一个能让自己发挥才干的地方。两年前，他从一所985大学本科毕业，是班里唯一拿到大厂offer的人，众人艳羡的对象。本来，他打算继续深造。但这份offer的吸引力太大了。除了高起薪，大厂还意味着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和巨大的可能性”。

应聘的时候，林立只知道自己会进入公司某业务部进行内容生产，直到入职培训结束之后，他才收到具体岗位的正式通知。失落扑面而来：他被分配到公司正在与竞品短兵相接的短视频部门，工作内容是把“霸道总裁”“耽美”之类的网络小说改编成一个短视频的IP剧。“我很快就学会了这个东西能够怎么做，用何种方式，击中哪一部分人的痛点。”然而这与他接受过的教育背道而驰：“好的内容应该是复杂的、深刻的，应该给用户很多的解释空间和诠释的权利。”

“内容不是一个内容，是一个产品。”这是大厂教给林立的重要一课。当时的总监说过一句话：你做短视频的终点是什么？短视频的终点就是大户（能够左右行情控制市况的投资者）。作为新人，他尽量把工作完成好，他也会“换位思考”：“业务要生存下去，是不是就只能这样？几家大公司都是这样，我只能认为这是行业在目前阶段的普遍状况。”他努力说服自己：“要独立生存就要学会忍受，学会适应环境，学会适应社会，不要把道德感放得那么高，只要不犯法就行。”“偶尔跟父母聊工作，父母也是这个意思。”但是他还是无法自洽。“坦白地说我有负罪感，我觉得我在利用用户。”

并不只有林立一个人有这样的感受。几个关系好的同事会在私底下“吐槽内容如何庸俗”。在团队里，大家不直说，但“那种欲言又止，不说破的氛围是能感受得到的”。

2020年6月6日，广州某服装批发市场内，商户在进行直播带货

有时候林立会想，如果来做这份工作的人是深度网络用户，本身就热爱网络小说，写网文，他的背景可能不是985大学，只是一个二本毕业，或者甚至是一个三本毕业的大学生，那也会比自己做得好，“但是这样的人在校招的时候连笔试机会都过不了”。

工作到半年的时候，林立开始“做噩梦，早上醒得很早”。他就睁开眼睛，在床上躺着，刷手机，做一个小时心理建设，说服自己去上班。撑到工作满一年，林立提交了辞呈。“大家的认知普遍都是，第一份工作如果不满一年的话，影响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在名企。”“有同事和我开玩笑说，大家都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你可以选择离开，是因为你不够缺钱。”

从这家公司辞职后，林立转投了另一家互联网头部企业的广告部门。他还想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平衡自己的价值追求和市场的需求。在他的设想里，广告更强调创造力，他也很有兴趣探索新媒体的传播形式，比如条漫（在阅读时通过纵向阅读的多格长条形漫画）、H5交互广告。但很快，他发现，金钱和时间成本才是客户最关心的事，什么都不如一篇软文来得简单便捷。于是自己的工作其实是“按配方做罐头”：“比如拿到一个母婴产品，我就去写手库里找一些擅长女性、情感话题的写手，扔给他们一些当下的热点、一些不明出处的数据和不问真假的信息，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拼贴起来，最后转化到品牌上去。我个人的不可替代性？不存在的。”

又一年后，林立二次离开大厂。他决定追随本心，去国外念一个纯学术方向的研究生。就在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的许多同龄伙伴刚刚研究生毕业，除了专业特别专的个别人，“几乎所有人，无论什么专业都去了互联网大公司”。有两个人恰好也进入了某大厂林立当年所在的短视频部门。大家聊起来，“也是痛苦，看不上自己做的工作，但看在薪资待遇的份上，可以忍”。

30年前，有一部热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讲述了中国高知文艺青年去纽约淘金的故事。里面有句经典台词似乎也可以用于描述今天职场年轻人与互联网大企业的关系：“如果你爱一个人，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也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

实名制职场社交平台“脉脉”发布的《互联网人才流动报告2020》显示，包括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传统互联网三巨头）在内，在中国19家互联网头部企业中，字节跳动和拼多多的人才平均年龄仅为27岁，滴滴出行的平均年龄最高——33岁。脉脉发布的另一份报告《人才吸引力2020》显示：互联网仍然是人才流入最多的行业，但互联网行业职场人的工作整体幸福感满意度在各行业中排名倒数第三，仅排在贸易批发零售、农林牧渔行业之前。

在社交网络上，“996”代表的超时工作是大众关于互联网公司的最热门讨论，但事实上，互联网行业超时工作的现象由来已久，却从未像今天一样遭遇大规模控诉。“996”的背后是大厂人感到的付出和收益已经不成比例，对未来的期许已经大不如前。脉脉数据研究院的调查显示，吐槽归吐槽，加班并不是“围城”中人的普遍第一关切，最困扰他们的是对工作意义的追问，对自我实现的追求和对于发展出路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