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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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自己的论文绩效分数，有一种主动转岗的冲动。”年关难过，但对于在Z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执教的王琼（化名）来说，难过的不只是年关。不同名目的经费分别会对绩效进行统计和奖励，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坏消息，她有一篇论文年初被某中文集刊接收了，但出版社通知从这一期开始压缩版面，需要砍掉一些文章，如果不想等待，建议另投其他期刊。

考核结束，每个人的各项数据都会在全大学公示。种种标准中，论文和课题才是硬通货。王琼感到压力颇大。这两年，她“没有一天是闲着的”，但研究不等同于有论文发表，由于论文数量上不去，她已经丢掉了一些头衔和补贴。在一次评审中，有教授直截了当地说：“你写的东西对学校的GDP没用。”

不止一次，焦虑让王琼夜不能寐。受困扰的不止她一个，王琼观察身边的高校老师：“失眠的、焦虑的、一见面就相互叹气的，还是蛮普遍的现象。”她的一个朋友在某“985”学校任职，前段时间该校领导提醒导师要给学生减压，有部分导师回应：“给学生压力，学生跳楼；不给学生压力，青年教师跳楼。”“就现在这个考核环境，不靠研究生出论文，还能有啥更好的办法？”

进高校当老师对于当年的王琼来说，是个不需要过多考虑的选择。12年前，她去海外读博士，觉得做研究是一份可以让人沉下心来的工作，靠本事吃饭，相对自主。在外界的传统观念里，高校教师也是不错的工作，它意味着体面——他们是人们所敬仰的“学者”“专家”“科学家”，也意味着清闲又稳定——事业编，一年寒暑两个假期，还不像中小学老师那样有学生考学的压力。

但现实的变化是极速的。近两年，在网络上，高校青年教师对自身窘境的吐槽越来越多，他们自嘲为“青椒”，以此消解外界对这一职业的想象。去年，《国家治理》周刊刊发了一项对高校青年教师群体（45岁以下）的调查，结果显示，“职称评定”和“发表论文”是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的主要压力来源。接受调查的3000余人中，超半数受访者（57.16%）明确表示自己的工作状态基本达到“996”，有12.2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工作状态已经不止“996”了。

王琼的压力还不算最大，不管怎么说，她是“上了岸的人”。博士毕业后，王琼到Z大学任教，学术成果颇受认可，3年后就顺利评上了副教授。就在同一年，学校进行了人事制度改革，取消“铁饭碗”，推行预聘－长聘制。新入职的教师必须先接受预聘岗位的考验。预聘岗位的聘期为3年，最多只能签订两次合同（3+3）。如果被聘者在这两个聘期内没有能够完成晋升（如从助理教授升为副教授），则自动解除聘用关系。

青年教师们常用一个更直截了当的说法：“非升即走。”它彰显着这套制度的残酷性：读完博士或者博士后，你在30岁甚至更晚的年龄才真正开始职业生涯，然而到了35岁左右，你就已经开始面临失业的压力了。2014年，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在国内率先全面推行“非升即走”，随后全国许多高校陆续开始了改革。眼看6年将毕，在绝大多数高校里，有多少人能“升”上去还是个未知数。高校圈广为流传的一组数字是，武汉大学2015年启动聘期制教师选聘工作，2018年底首聘期到期的共69人，通过个人申报、业绩展示、学院审核、学部专家组评审和学校审定，正式申报的48人中（含42名聘期制教师），只有6人被直接聘任为固定教职副教授。

王琼所在的高校并不是“985”“211”大学，但在绩效考核上“所有要求都在对标‘985’中游以上的大学”。王琼记得，自己评副教授那年，手中是否握有国家级课题还并不是一个硬性标准，但仅仅几年之后，国家级课题已经是“硬杠杠”，“如果没有的话，是完全没有竞争力的”。

统计数据显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请量在2009～2019年期间，已经从9.7万项增长到24万项，资助率则从22.91%下降到17.62%。2019年，有近20万人在项目申请中铩羽而归。202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数量又创新高，比2019年同期增加12.03%。

想要冲出重围，顺利“上岸”，一切都要为绩效让步。当同龄人忙于成家立业的时候，“青椒”往往只能二选一。王琼认识的助理教授里没有几个人选择在预聘期要孩子，男女老师都一样。“少数几个生了娃的女老师基本都在当甩手妈妈，全靠老人，能不着家就不着家。”

在这些很拼的同事面前，“上了岸”的王琼没有丝毫安全感。她明显地感到，在大学里，论文的数量上不去，拿到的课题不够多，教授也会被边缘化。“这几年通过预聘－长聘制度进来的老师，个人能力、旺盛精力和拼劲儿对我们是全面的碾压。在他们面前我真的抬不起头，他们产出惊人，最终未来拿重大课题的是他们，在各种场合混得如鱼得水的也是他们，慢慢地，以后拿杰出青年学者头衔的也是他们。所有这些都在证明他们行，我不行。”

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里，新旧体制“并轨”，旧体制下的副教授要并入新体制，和通过预聘的同事一起竞争教授职称。Z大学尚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未来难料。如果不能升教授，是不是就会“转岗”？这种可能常常出现在王琼的脑海里。王琼认识一位在“985”大学拿到编制的副教授，因为“写不动”论文，已经主动要求做行政，干脆结束了学术生涯。

王琼没法这样“佛系”。“我还有没有资格待在这个岗位上？”她在激烈的内心冲突中徘徊。一方面，学术研究对她而言是生命里极美好、极重要的部分，她在内心深处相信自己的价值。虽然论文数量不高，但有专家私下里评价：“王琼老师是一位优秀的学者。”

但另一方面，她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落伍。刚到学校的头3年，她被鼓励按照自己的步调治学，数量只是一个副产品。“那时我出的成果并不少，可当数量变成你要为之努力的目标时，一切都不一样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样的研究是应该做的，什么样的研究是不值得做的，我的研究速度赶不上标准的剧烈变化。”有一次，王琼向一位院系领导倾诉自己的烦恼，对方建议她设计一条“更明智”“更符合大趋势”的学术路径。

“承认自己不适合这个游戏就行了，出路还有一大把呢。”有时候，王琼会这样安慰自己。可是在新一轮考核来临的一天晚上，她再次失眠。辗转反侧中，她给在异地工作的先生发信息，通知对方做好准备接管更多家务，放她去写论文：“明年无论如何得把科研绩效冲一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