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

1995年10月，英国《泰晤士文学增刊》评选了“二战以来影响西方公共话语的100本书”，其中有波伏瓦的《第二性》、奥威尔的《1984》、罗兰·巴特的《神话学》，第48到第54册分别是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以赛亚·伯林的《自由四论》、加缪的《笔记》、卡内蒂的《群众和权力》、罗伯特·达尔的《谁来统治？》、玛丽·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后面还有福柯的《疯癫与文明》、罗尔斯的《正义论》、霍金的《时间简史》等。

这100本书的作者中只有四位女性，除了阿伦特、波伏瓦，还有简·雅各布和玛丽·道格拉斯。疫情期间，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又被人们提起。她指出，原始人的一些看起来非理性的迷信，都可以用其分类体系来解释。玛丽·道格拉斯是英国的一位人类学家，《洁净与危险》的主题是污秽。“一种简单的人造物品通常包含了整个社会体系的秘密。对马克思来说，它是商品。理解了商品如何被生产、交换和获得价值，就能说明资本主义的本质。对涂尔干来说，它是澳大利亚人的图腾，包含了宗教的本质。弄清它为何是神圣的，就可以理解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对玛丽·道格拉斯来说，这种人造物是简单、明显、日常的，它就是污秽。理解什么让物品变脏或变得干净，就能理解道德秩序的秘密，以及社会如何重新确认其基本的社会关系和集体情操。”

道格拉斯举例说，鞋子本身不是肮脏的，然而把它放到餐桌上就是肮脏的；食物本身不是污秽的，但是把烹饪器具放在卧室中或者把食物溅到衣服上就是污秽的。与此类似，客厅里出现卫生间设备，衣服丢在椅子上，室外的东西带到室内，楼上的东西跑到楼下，内衣放在放外衣的地方……现代人规避污秽，是因为污秽的东西有害健康、不雅观。这说明，“污秽是位置不当的东西。污秽是对秩序的违背。这样一来，污秽就不是一个单独的孤立事件。有污秽的地方必然存在一个系统。污秽是事物系统排序和分类的副产品”。

根据这种观点，污秽是相对的。脏的不是尘土，而是地毯上的尘土；脏的不是烟灰，而是它们处于椅子上。各种分类、标签和定义给事物命名，把无形的、凌乱的经验变成有意义的、有道德内涵的社会现实。当事物离开其位置时，就要重置事物的结构，加强社会和道德秩序。整理活动尤其具有仪式含义。在现代，“我们对于污秽的观念仍由关于致病生物的知识所统领。疾病的细菌传播是19世纪的伟大发现，它导致了医药史上最为根本的革命”。仪式中的清洁则是象征性的，我们消灭细菌而它们是为了避开精灵。然而，我们的卫生学和原始人的象征性仪式在某些时候却惊人地接近，比如哈维克婆罗门的污染规则有显而易见的宗教背景，上层的人如果和中层的人接触就会变得不洁。我们关于污秽的观念表达的也是象征体系。我们会用医学来为社会秩序辩护。当事物脱离位置时，秩序受到挑战，社会通过仪式化的活动来恢复秩序。犯罪行为受到惩罚，污秽被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