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重机车间里的工人在组装挖掘机

本文摄影/蔡小川

极致效率

挖掘机的形象总与基建工程密切相连，机器轰鸣，土石飞扬。傍晚，一群白鹭降落到三一重工挖掘机厂的草坪上觅食，出乎我的意料。

三一重工挖掘机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占比将近30%，独占鳌头。它的研发总部坐落于苏州的昆山，大部分挖掘机也在这里生产。占地3000亩的厂区，映入眼帘的是厂区中央一条宽阔的草坪，东西两侧各六栋厂房依次排开。自从今年3月国内复工复产以来，工地陆续开工，挖掘机的销量就疯狂反弹，从今年年初基本归零，到全国所有挖掘机企业一个月内卖出近5万台挖掘机，占几乎去年全年国内销量的四分之一。与之相应，当我在10月初来到三一在昆山的厂区，草坪北面广场停满了等待出货的挖掘机，体型大如重型坦克，小如超市仓库的叉车。

除了偶有“新生”的挖掘机在道路上“蹒跚学步”，卡车不时地将挖掘机运走，乍看上去，工厂却显得空旷而宁静，一眼看不出一座每天能生产200多台小型挖掘机的超级工厂的门道。

但将视线收近，环顾四周，所到之处被摄像头笼罩。提醒我注意的人是9号车间的主任孙成军。他管着200多人，工作服不是一线工人的一身蓝色工装，而是笔挺的白衬衫、黑西裤和黑皮鞋，30岁出头、身材颀长，看起来更像个销售经理。只有在查看工作时顺带拧把扳手的娴熟，透出他是个有10年工作经验的老手。他告诉我，从去年开始，厂区内加快推进机器与设备互联，并且陆续装满摄像头，“基本每200平方米就有一个，车间里更是任何空间无死角”。

他所在的车间是组装车间。在这里，所有挖掘机的零件通过43个工位，组装成一台完整的挖掘机。工位之间由上下两重轨道连接，笨重的零件或被吊着，或被拉着在生产线上流动，直到能安上履带行走。200多名工人“嵌”在其中，每个人都手脚不停。孙成军也吐字如飞，脚不沾地地在生产线和办公室之间穿梭。

等待出厂的挖掘机

“去年年底，每个月生产4000多台小型挖掘机，平均每天生产130多台。这个月的任务则是6500台，每天又要多出100多台。”他记得刚工作时，组装车间里的工人和现在不相上下，那时一天也就生产30多台小型挖掘机。而在生产车间，人数最多、工作最辛苦的焊工面色黝黑，一年四季都套着厚重的防护服。如今，脸上戴着防尘面罩的焊工凤毛麟角，焊接工作已基本被机器取代，组装车间成了工人最多的地方。在这里，曾经两个人才能拉动的2米长的扳手已被机器替换，再细小的螺母也会用电动扳手，工人的动作不是拧，而是按一按开关。

而无论哪个车间，监控摄像头都紧盯生产线上的人和机器。孙成军引我关注每个工位旁的监控显示屏，工人在里面被红框框住，活动着的机器则是绿框，一举一动都实时传输，“工人没把安全帽的带子套在下巴上，也能看得一清二楚”。不仅如此，每个机床上都装有智能电表，记录用电量，设备使用效率一目了然。在另外的显示屏上，工人和机器生产时的一举一动被实时追踪、集结为数据。孙成军穿得像销售经理的部分原因就在于，他的确也要根据指标考评业绩，车间内设备互联后获得的数据成为对每一个生产动作的把控，恰是他的依据。

不论是无处不在的机器，还是无时不刻的监控，一切都是为了极致的效率。

工人在组装挖掘机底座

“机器的精度和稳定性都高于人，可以24小时稳定运转，不用培训，也不会出现情绪波动，遇到经济下行，关停机器就行，还不用裁人。”三一重机小挖工艺研究院副院长姜云清向我介绍机器的优点。他所在的部门是制造环节的“上游”，孙成军考评时需要的数据来源于他的部门，他们要采集、整合和解读数据，并且依据这些数据，完善他们的主要工作——验证所有小型挖掘机设计图纸的可行性，并安排、优化生产线。他算了一笔账，如今雇一个工人一年的成本在15万到18万元，一个工位起码需要2到3名工人。而一台机器人的成本少则三四十万元，最贵的也不过七八十万元，一两年内就能回本。

姜云清的办公室就在9号车间斜对面的生产车间楼上，下面是机器的轰鸣声，办公室里则是鼎沸的人声。车间的任务也是他们的，同时他们还要保证每年的生产成本降低5000万元。年过半百的姜云清看上去与大学教授无异，只因话说个不停，频频喝水。他告诉我，从去年开始，厂区加速智能化，购买机器人，甚至兴建完全机器操作的灯塔工厂。但只有机器还不够，监控是将机器和人力的功效最大化的手段。他自己也成了被数据监控的一部分。以前发现产能不足，申请购买更多的机器主要凭感觉，如今得先把智能电表等数据都论证一遍，在报告里说明新设备是最后的选择：

“比如智能电表会显示柱状图，绿色是工作状态，黄色是空闲状态。去年刚安上电表时，发现很多机床黄色远多于绿色。大家倒推原因，发现并非工人偷懒，而是由于机器总在等上一个环节的零件送来，而运送时间长的原因是路线太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