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宫钟表修复师王津（右）和徒弟亓昊楠 )

老师傅王津和他的同事们一样，每天不到8点就到故宫来上班了。从北边的神武门进来，往西走上一小段，在一个窄窄的巷口拐入，顺着路就能走到文保科技部的所在地西三所，过去老太妃们的居所。那段窄巷不过一米来宽，两边的宫墙特别高，只有正午的时候能有阳光照到半堵墙，显得幽深而肃穆。在故宫还未完全苏醒的清晨走去文保科技部，一瞬间会有转过那深巷尽头也许就穿越到昔日紫禁城的错觉。不过每天从这里走过的王津不会有这样的恍惚感，故宫对他来说首先是一个单位。待了30多年，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唤起的情感不是生疏的神秘，而是再熟悉不过的日常。一切如旧，连1977年他刚进入钟表室的那间屋子也没有变过，屋子里永远都是静悄悄的。“好多时候其他人来找我们，都不知道屋子里有没有人。”

文保科技部用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文物医院”，下面设了书画复制组、书画装裱组、木器组、金石钟表组、综合工艺组和若干实验室，故宫所有破损文物的修复工作都是由这个部门里的修复师们完成的。这个部门前身是1951年成立的故宫文物修复厂，1988年扩建为文保科技部。当时一批来自扬州、苏州等地的老手艺人进入故宫的修复厂，充实了故宫当时因为历史原因而流离和削弱的修复力量。大部分修复组都吸纳了外来的手艺，然而钟表组却显得有些特别。宫廷钟表是皇族的专有物，宫廷钟表修复师当然也只有宫里才有。民国时皇帝被赶出宫，一大批宫里的手艺人也被迫离开，不过钟表修复师却一直留在这里，因此钟表的修复技艺得以传续下来，没有断层。但是如今考究起一代代的传承人，却最多只能追溯到王津的师爷徐文麟，再往上就没有人知道了。而这个遥远的师爷，也是王津从师傅马玉良嘴里知道的。徐文麟带了四个徒弟：徐芳洲、白金栋、陈贺然和马玉良，赶上“文革”时，都被下放到了干校去劳动。“文革”结束后，陈贺然转去做了人事工作，白金栋调去了夫人所在的单位，不再回故宫，最后只有马玉良还在钟表室。

1977年王津刚来的时候只有16岁，钟表组的小屋里只有师傅马玉良和他的徒弟秦世明，王津成了马师傅的小徒弟。过了两年调来了齐刚，马师傅唯一的女弟子。此后多少年钟表组都是四人小组，各人占据小屋的一角年复一年地修钟表。直到2005年大学毕业的小伙子亓昊楠来了，成了下一代“接班人”。前几年秦世明和齐刚陆续退休，钟表室又只剩下当年最初的人数。这个圈子里的人少到掰着指头都能数清，“像南京、承德、颐和园，都有一部分宫廷钟表，但是没人修”。直到前两年，王津的儿子大学毕业去了颐和园，开始修那里的钟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