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蒙 )

我是1978年借调在《人民文学》当见习编辑时认识的王蒙。那时《人民文学》在东四八条戏剧研究院的楼里寄居，楼道很黑。他到编辑部送稿子——《队长、书记、野猫与半截筷子的故事》。这是他走出新疆，准备重新在《人民文学》亮相的第一个短篇小说。1978年伤痕文学刚兴起，大家都在控诉“文革”，一一历数50年代就开始累积的伤痕。他却以这样俏皮的标题，以一种杂拌阿凡提式的故事，一下就跨越了“苦难的历程”。

那还是一个穿灰脱脱中山装或者军便装的年代，那时我以崇仰的眼光，对这个从坎坷中滚打出来，似乎只掸了掸土，就仍然充满鲜活的人充满了好奇。之前曾听陆星儿的哥哥陆天明描述过在新疆的他，说他已经说一口流利的维语，完全成了土生土长的新疆人。说实在的，我见过不少像他这样，才华横溢被戴上帽子，扔到农场花白了头发的50年代明星作家，身上普遍都留着深刻的坎坷年代烙印——在矜持、持重中淤积了太多被扼制的愤懑。奇怪的是这些磨砺的痕迹在他身上，起码在表面，你竟完全看不到。他瘦而更显脸长，好笑，时时忍俊不禁，镜片后眼睛成了缝，就更显笑口的夸张度。他开口、闭口都是新疆，时不时“太有趣”、“太有意思了”的感叹。他人在渲染中攀比自己的苦难，他却似乎压根儿没经历过冷酷，善待他的似乎都是温暖。这就是王蒙。他真是以一种截然不同的面貌回到北京，告别过去了的那个时代。

在《队长、书记、野猫与半截筷子的故事》这个短篇小说里，其实能读到他的一种态度。这篇小说写的是70年代“学大寨”，农村基层干部用谋略，与那些执行“极左”路线的人周旋的故事。也许因其自身的经历，他认为，生活中其实没有敌人构成的戏剧冲突，只有思想品质差异的荒谬。因此，义正辞严、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小说结构就显得低级。他的兴趣是，应对荒谬的机谋如何将这一切都瓦解为幽默，小说中讲笑话的木匠，显然是阿凡提形象的借代。这篇小说的叙述方法其实并不先进，但那时西方的黑色幽默尚未引进，作为一个以批判现实主义为使命的作家，他的这个亮相真的极其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