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 扬

今年2月初，“新冠”于春节期间爆发。我于月底按原计划返回德国。不料德国的疫情自那时起，也像着魔一样直线上升。无音乐节可去、也不能轻易外出的我怎么办？只好宅家徜徉于书籍和音乐世界，希冀在这被病毒辜负的贝多芬年里找回一点儿慰藉。不经意，我翻出了一套指挥大师富特文格勒的战时录音集（10 CD）。而德国总理默克尔3月18日的全国讲话，让我对这套唱片兴致愈浓。

默克尔提到目前的关闭国境之举为联邦德70年来未有之局，且把当下看成“二战”以后最危机的时刻。我一眼瞥见刚提到的这套录音。战后“最危之局”与战时录音，两者似乎有着天然的联系。

这套历史录音是1942-1944年间的制作，全部为现场录音，战时为柏林电台录制。但德国随后战败，存放这套录音的电台一度被苏军占领，资料全被运回苏联，而直到1987年才归还当时的联邦德国。与这套战时录音“失联”30多年后，德国方面如获至宝，由DG公司马不停蹄在翌年即1988-1989以CD形式出版。可以说，战后40年，这套录音鲜有人知；而唱片发行30年间，也没有比当下“更佳”的条件来欣赏它，只因目前又回到了“战时”，概为70年来的首次。

故此，我将唱片拿出先悉数清点。念及贝多芬作品一向是富氏指挥艺术的“中心地带”，且今年恰逢作曲家250年诞辰，我就以贝多芬录音为切入点，试将其风格与听后感在这里说说。

比如“贝四”和亨德尔《d小调大协奏曲》这张唱片，两部作品的录音时间为1943年6月30日和1944年2月8日，地点分别是爱乐大厅和国家歌剧院，仅这些就传达很多历史信息：1944年1月底的新一轮盟军轰炸，摧毁了爱乐大厅，故亨德尔作品的录制现场被移到柏林国家歌剧院，（老）爱乐大厅的历史就此告终。

身负国耻、城毁和岌岌可危之忧，由柏林爱乐演绎的这部亨德尔协奏曲，开头是哀鸣、激愤和悲壮的，那种不言而喻的紧张，不同寻常之气氛都被固化在录音里。听着这段音乐，想起前不久武汉抗疫、医患罹难，以及意大利在饱受病毒折磨下的种种场景，再看看自己当前的处境，心绪颇为震动，一时难以自拔……不少后世的音乐名家和听众都表示，富特文格勒对作品的诠释善于引发听者的共鸣，并让人有如面对一部全新的作品，听此录音，确有这般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