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梁雷在加州大学带领学生展开音乐与海洋研究合作项目

文 / 梁雷  李淑琴  贾国平

六、关于中国音乐创作的“高原”“高峰”问题

李淑琴：本来想跟梁雷讨论一下用音乐打破文化界限的可能性，但是现在看时间太紧了。不过最后还是要谈一点，目前我们整个国家都在探讨习总书记说的，为什么我们经济发展了，经济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军事也很发达了，这个可以上天，那个可以入地，但是我们的文化却只有高原没有高峰？我觉得你一定有你自己的想法，你在文章里面有时候也会流露一些，你谈谈这些看法好吗？

梁雷：我只有些个人的体验。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包括我一直对中国绘画有兴趣，像贾老师也是，我们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很深的情感。我现在想起来，我从大学开始自己手抄中国传统绘画方面画论，包括《潘天寿谈艺录》等，后来进一步学到像黄宾虹先生这样高深的艺术理论，好像冥冥中有大师在带着我。虽然我自己是一点点手抄过来的，但也有些不太寻常的经历，如有机会住在赵如兰教授家向她学习，这种近距离的接触，使我体会到一些过去我在中国长大过程中没机会学习体会的东西。赵教授家一进门就是全套线装的《四部丛刊》，这套书是胡适之先生送给赵元任先生的。我住在那里八年，天天在这些书旁边，每天晚上都有一卷放在床边。除了读这些书以外，还体会触摸线装书的质感，感受到像赵教授这样前辈的宽厚，她的温暖和朴实。我回想起来，觉得不知道自己多幸运！那时候在赵教授家，我学琴用的这架古琴是明琴，家里面摆着一架唐琴，经常有朋友到赵教授家，哈佛大学老一辈的文人学者的收藏，比如翁同龢、张大千的真迹等，也看了不少。

这个过程比较特别，所以我有很深的感恩的心。自己有机缘去跟这么多位好老师学习，我的许多同学们，或者我的学生们可能得不到这样的机会。另一方面，在哈佛学习的时候，我问自己，为什么哈佛能做到他们想做到的事情，并有过一些观察和反省。我有时感慨，为什么一个小小的院士协会至今能产生21个诺贝尔奖？有的国家可能用倾国之力也无法产生一个，是吧？为什么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它能够产生21个？我有一个挺简单的结论，就是他们教育的理念，一句话就是：对于学术，最好的条件就是没有任何条件，给你绝对的自由。这个理念，适用于学术，也适用于艺术。再给大家一个例子。我刚才提到我的同事、打击乐家希克（Steven Schick），也有同样的观念。他在委约我的时候，不说要求我写一部中国作品。我的一首新作品，他等了10年。他委约的是梁雷的作品，对我说我怎么写都可以。换一种说法，他委约的是一位作曲家，而不是哪部作品。他甚至对我说：“你要是不知道你想用什么乐器，你可以给我寄来一首诗，或者一张照片、一个颜色，我就能给你找到合适的乐器来演奏。这是完全自由的，只要你想得到的，我就一定给你做到。”我想，之所以希克这么了不起，就在于他认识到，在委约的时候，他委约的是这个人，而不是一部作品。我在哈佛大学院士学会的体验也是这样，他们选择年轻院士的时候，也是选择那个人，而不是关心这个人代表什么，或者是标志什么，或者一个成果给他们带来什么。他们只选择一个人，并且相信这个人，按照他自己的想象，让他做到他的极致，那就是他们最大的贡献。结果呢，院士学会产生了这么多位诺贝尔奖。这是我一个比较深的体会。

梁雷作品《千山万水》所获的格文美尔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