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玉雯

近年来，不同音乐风格与种类之间的跨界逐渐变得稀松平常，差异的并置与碰撞更是随处可见。交融或许从古至今并未间断，但最初令人耳目一新的跨界思路当属西方艺术音乐与其他类型的碰撞，比如爵士音乐，又比如拉丁音乐。从此，跨界得到正名，终登大雅之堂，也刮起了一股寻找新声音的蔚然之风。有一张风格浓烈的跨界专辑令人过耳不忘，也毫无争议地可以算得上是阿拉伯音乐与古典音乐跨界的典范——《莫扎特在埃及》（Mozart L’Egyptien 1,2，Hughes de Courson&Ahmed al Maghraby，休斯•德•库森是一位致力于古典音乐与其他世界民族音乐跨界的法国音乐家，还发行有《巴赫去非洲》[Lambarena, Bach to Africa]、《维瓦尔第在爱尔兰》[O’Stravaganza, Fantasy on Vivaldi and the Celtic Music of Ireland]等专辑）。

19世纪50年代，随着西方铜管乐队的进入，西洋歌剧也相继走入了埃及民众的音乐视听范畴，诸如威尔第、莫扎特这些人气颇高且又旋律隽永的歌剧作品，率先获得了当地听众的喜爱。历经了奥斯曼帝国长达500年的殖民之后，埃及终于从土耳其的乐声中抽离出来。西方让埃及遇见了新的音响世界，阿拉伯人的耳朵也在觉醒中迎来了新的声音。从此，西方被视为一种灵感的源泉，本地的专业作曲家们也热切地将西方创作技术与固有的民族音乐结合起来，而这两者融合的成熟可以在这一套专辑中有所亲历。

说来也巧，莫扎特的作品中本身就不乏一些与中东文化有关联的作品，因为对于彼时的维也纳，近东是可以触及的异国情调，更是一种新的创作素材。所以，莫扎特在《后宫诱逃》、《A大调第11钢琴奏鸣曲》（这首耳熟能详的“土耳其进行曲”几乎成为钢琴学习中的必弹曲目）加入了他笔下的土耳其因素，甚至还有歌剧《塔莫斯埃及之王》（Thamos King in Agypten，K345，1774年）与一部未完成的歌剧《开罗的鹅》（L’oca del Cairo，K422，1783年），题材直接与埃及有关（此两部歌剧中的片段都有被选用，分别是专辑第7首和第10首，让莫扎特原作回到了故事的始发地）。

于是，埃及与莫扎特的相遇竟不显得那么突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