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 )

俄罗斯的爱情文本独具特色，充满厚重的、悲剧性的宿命意识。而当西方文化将爱情逐渐与认识自我和个体身份的建构紧密联系起来时，在土耳其这样的东方古国，爱情则与集体身份、民族情绪和宗教欲望混杂不清。

《安娜·卡列宁娜》

在火车进站的时候，安娜夹在一群乘客中间下了车，好像躲避麻风病患者一样避开他们，她站在月台上，极力回忆着她是为什么到这里来的，她打算做些什么。以前看起来可能办到的一切，现在却那样难以理解，特别是在这群闹嚷嚷的不让她安静一下的讨厌的人中间。有时脚夫们冲上来，表示愿意为她效劳；有时年轻人们从月台上走过去，鞋后跟在地上格格地响着，一边高谈阔论，一边凝视着她；有时又遇见一些给她让错了路的人。回想着如果没有回信她就打算再往下走，她拦住一个脚夫，打听有没有一个从弗龙斯基伯爵那里带了信来的车夫。

“弗龙斯基伯爵？刚刚这里还有一个从那里来的人呢。他是来接索罗金公爵夫人和她女儿的。那个车夫长得什么模样？”

她正在对那个脚夫讲话的时候，那个面色红润、神情愉快、穿着一件挂着表链的时髦蓝外套、显然很得意那么顺利就完成了使命的车夫米哈伊尔，走上来交给她一封信。她撕开信，还没有看，她的心就绞痛起来。

“很抱歉，那封信没有交到我手里。十点钟我就回来。”弗龙斯基字迹潦草地写道。

“是的，果然不出我所料！”她含着恶意的微笑自言自语。

“好，你回家去吧。”她轻轻地对米哈伊尔说。她说得很轻，因为她的心脏急促的跳动使她透不过气来。“不，我不让你折磨我了。”她想，既不是威胁他，也不是威胁她自己，而是威胁什么迫使她受苦的人，她顺着月台走过去，走过了车站。

两个在月台上踱来踱去的使女，扭过头来凝视她，大声地评论了几句她的服装。“质地是真的。”她们在议论她身上的花边。年轻人们不让她安静。他们又凝视着她的面孔，不自然地又笑又叫地走过她身边。站长走上来，问她是否要到什么地方去。一个卖克瓦斯的孩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天啊，我到哪里去呢？”她想，沿着月台越走越远了。她在月台尽头停下来。几个太太和孩子来迎接一个戴眼镜的绅士，高声谈笑着，在她走过来的时候沉默下来，紧盯着她。她加快脚步，从他们身边走到月台边上。一辆货车驶近了，月台震撼起来，她觉得自己好像又坐在火车里了。

突然间回忆起她和弗龙斯基初次相逢那一天被火车轧死的那个人，她醒悟到她该怎么办了。她迈着迅速而轻盈的步伐走下从水塔通到铁轨的台阶，直到匆匆开过来的火车那儿才停下来。她凝视着车厢下面，凝视着螺旋推进器、锁链和缓缓开来的第一节车的大铁轮，试着衡量前轮和后轮的中心点，和那个中心点正对着她的时间。

“到那里去！”她自言自语，望着投到布满砂土和煤灰的枕木上的车辆阴影。“到那里去，投到正中间，我要惩罚他，摆脱所有的人和我自己！”

她想倒在和她拉平了的第一辆车厢的车轮中间。但是她因为从胳臂上往下取小红皮包而耽搁了，已经太晚了；中心点已经开过去。她不得不等待下一节车厢。一种仿佛她准备入浴时所体会到的心情袭上了她的心头，于是她画了个十字。这种熟悉的画十字的姿势在她心中唤起了一系列少女时代和童年时代的回忆，笼罩着一切的黑暗突然破裂了，转瞬间生命以它过去的全部辉煌的欢乐呈现在她面前。但是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开过来的第二节车厢的车轮，车轮与车轮之间的中心点刚一和她对正了，她就抛掉红皮包，缩着脖子，两手扶着地投到车厢下面，她微微地动了一动，好像准备马上又站起来一样，扑通跪下去了。同一瞬间，一想到她在做什么，她吓得毛骨悚然。“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为什么呀？”她想站起身来，把身子仰到后面去，但是什么巨大无情的东西撞在她头上，从她的背上碾过去了。“上帝，饶恕我的一切！”她说，感觉无法挣扎……一个正在铁轨上干活的矮小农民，咕噜了句什么。那支蜡烛，她曾借着它的烛光浏览过充满了苦难、虚伪、悲哀和罪恶的书籍，比以往更加明亮地闪烁起来，为她照亮了以前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哔剥响起来，开始昏暗下去，永远熄灭了。

（节选自《安娜·卡列宁娜》，列夫·托尔斯泰著，周扬、谢素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