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残酷的好地方

  上午10点多，大芬从沉睡中苏醒过来。45岁的画师周世强将自己的油画作品一幅幅摆放在工作室门口的摊位上，画刀堆积出的立体向日葵，还有灰色调的白皮松、带有实物莲蓬的装饰画，是他的主打产品，画面似曾相识却又独具风格。泡上一壶茶，打开电脑上的音乐，钉好墙面上的画布准备画画，一天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1989年，由于市内租金上涨，香港画商黄江将自己在黄贝岭的行画工厂迁到大芬，深圳布吉关外当时一个芦苇遍地、鸡鸭到处跑的西伯利亚一般的小村庄，由此开创商业油画市场的一段传奇。近30年过去了，经历从农村到工业村，再到城中村的变迁，如今的大芬村，更像一个画铺林立的城市商业社区。村里的主要道路包括新芬街、新围街、油画街三条短街，还有老围东与老围西十几条狭窄的巷道。除了少量的餐馆与物业配套，1200家画廊与店铺，8000多画工、画师、画家组成的行业队伍，便散布在这块占地仅0.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当然，更多的租房与工厂则位于木棉湾、龙岗等土地更为开阔租金也更便宜的周边地区。大芬的寸土寸金体现在，街巷两侧的大楼一层墙面，在2008年前后分段安装了卷闸门，无一例外地被改造为一个个墙体店铺。

  除了村中央的达·芬奇头像雕塑，村里的另外一个标志性建筑是2009年落成的大芬美术馆。一楼展厅里，主题为“中国梦——实干兴邦”的第五届全国（大芬）中青年油画展刚刚撤展。不同的空间，代表着不同的人群与市场，也连带着大芬一直以来的纠结——复制与原创。如果说原创画廊与美术馆代表着艺术金字塔的塔尖，大量油画店铺与隐匿在楼层之间接单创作的画室，才是大芬真正的主体。

  2008年之前，大芬并不存在什么严格意义上的原创市场，画不完的外贸订单，装载5000张左右油画的货柜车整天在村里跑来跑去。支撑大芬速度的是黄江的徒弟吴瑞球，在师父的家庭作坊模式基础上，他开创了流水线的行画工业生产体系。1991年就来到大芬的周世强，起初在吴瑞球的哥哥吴瑞周的工作室接单学画。6年之后，吴瑞球离开黄江单干，成立了200多人的工厂，周世强负责管理工作，一边起稿，一边带着一帮小兄弟画画。同一年，周世强结婚了，妻子则是吴瑞周的外甥女。

  “2004～2008年，流水线模式达到鼎盛，世界70%的油画来自中国，中国油画的80%来自大芬。”正是在那几年，许多大芬的画师完成了重要的原始积累。作为其中一员，大芬美术产业协会会长周峰将大芬从业者的发展路线总结为：“从画工出来，积累到一定程度成为画师，可以发单了。接到一些单可以找人帮忙了，然后搞店，成为个体户店主。再用别的方式做企业。”在他看来，大芬的发展吻合于深圳制造加工业的总体脉络，2008年之前的黄江时期和吴瑞球时期，都属于OEM（代加工）为主的阶段，所谓“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中的来样加工。区别在于，黄江时期属于市场自发形成阶段，2004年，大芬被列为深圳首届文博会的唯一分会场，政府开始着力将其打造为深圳市的文化创意品牌。

  某种程度上，原创是在政府的引领与市场的诉求中得以发展，然而对双方而言，内涵却不尽相同。文博会后，龙岗区政府意识到仅靠临摹复制无法持续，2005～2006年，政府陆续从东北、内蒙古引进20多位各级美协会员，以落户深圳、便宜的租金，还有定期举办的写生与展览等优惠政策，希望他们安心创作，以带动当地的产业升级。扶持政策延续至今，与大芬油画村隔街而望的画家廉租房，严格按照艺术家头衔进行分配：国家级美协会员，三室一厅；省级美协会员，二室一厅；市级美协会员，一室一厅。据大芬村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范育新介绍，大芬目前有28位国家级美协会员，70多名省级美协会员，300多名市美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