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汤姆索亚历险记》剧照

很久以前看过一个笑话，说两个书生吵架，一个说三七二十一，另一个说三七二十五，争执不下，到县老爷那里告状，县老爷就把那个坚持三七二十一的书生打了一顿，书生不服，问老爷为什么打我，县老爷说，他说三七二十五，你还和他争论，这不是糊涂吗？所以要打你几板子。知道这个笑话之后，有那么好几年，我心里都美滋滋的，遇到什么争论，就坚信自己是三七二十一的，对方是三七二十五的，这倒是减少了很多麻烦。但后来，年纪渐长，我对自己的看法不那么肯定了，又学会了一句西班牙谚语：观点恰如屁眼儿，每人都有一个，还嫌别人的臭。

我不太擅长辨别事理，更不擅长吵架，一是性格懦弱，二是脑子混乱。不过，前几个月，我看到一篇文章说，以后人们会按照三观来确定远近亲疏了，当时一惊，这不是“亲不亲，阶级分”吗？在很多重大问题上，我跟我父亲的想法都不一致，难道我们要划清界限吗？当然，按照西方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说法——文化多元，价值多元，我们要学会和不同信仰的人生活在一起，也要学会和不同观点生活在一起，但我觉得，“生活在一起”，这是个向心力的问题，要说文学教会了我什么，那就是它总给你一种离心力，将你甩出去。

说起来，我对“自由”啊，“权利”啊这些词有概念，是美国黑人故事给的启蒙。十来岁的时候，在电影院里看了《汤姆叔叔的小屋》，看完之后满腔愤怒，只觉得应该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后来看《汤姆索亚历险记》，里面有个逃跑的黑奴，跟汤姆索亚在密西西比河的筏子上漂流，这个黑奴得知主人要把他卖掉，售价800美元。他说，原来我值800美元呢，我要跑，我要找到那800美元。这让我第一次产生“自我”和“自我价值”的想法。不过呢，我上了大学之后，有一次在操场上踢球，和一群留学生比赛，我带球突破，对方一位黑人学生抢我的球，我们有轻微的身体接触，他的手在我的胳膊上触碰了一下，我就愣在那儿，那种触感很奇特，汗津津又似乎有点儿毛茸茸的，时隔多年也忘不了。这几句话可能放在中文语境下也非常不合适，我赶紧打住。我的意思是，从大道理上，我们都觉得世界大同好、人人平等好、众生和谐共处好，但从内心的小心思来说，我们对许多人和事都有本能的排斥，只是不能宣之于口。

电影《汤姆索亚历险记》剧照

这个道理其实不难理解，比如说欧洲某个国家，城市里的知识分子，他可能主张开放和包容，他可能会在某些场合谴责右翼政党，但他真遇到一个移民，可能非常冷漠，远远地保持距离。一个小镇居民，会投票给右翼政党，但遇到了一个需要帮助的移民，可能会比那个城里一脑子正确的知识分子还更热情诚恳一些。放到我们的语境里——曾经有一位北京东城区的人大代表，提交议案限制外来人口，在网上被骂得狗血淋头，从大道理上，我当然不同意她那些说法，但如果我有一张选票，我没准儿偷偷投给她。能说出口的大道理是一回事，出于自私的利益选择是另一回事。多审视自己内心的小算盘，可能让我们在讲大道理的时候，不那么理直气壮。我觉得讨论公共事务的时候，我们都该从自己的小算盘说起，都从自己的偏见说起，以谋求共识。但在私人领域，每个人都有权保留自己的偏见，那是他自己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