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周边的很多土地，实则是人为围湖造田及造堰而来

摄影/黄宇

圩堤之湖

站在油墩街荻溪村的决口处，50岁的黄来援反复给我分析为什么决堤会发生在他家门口。他语速飞快，不停地比画着手势，情绪激动，“就是我这里不牢固”。

黄来援的家直面崇复圩，门前只有一棵树，房子后面是稻田，对岸河道内也没人盖房。沿着未倒的崇复圩一路走到他家，可见很多村民都将房子盖到了河道内，“这样能省点土地”。黄来援觉得，这种内外都是房子的结构，会让所处堤段更牢固。

最关键的是，在他家门口这段是泥土质地的。决堤后，这里石板路毁坏，内部泥土裸露在外，上层干瘪，有丝丝裂缝，下层因浸水显得潮湿松软。崇复圩有8.2公里长。黄来援说，1998年上游决堤后，政府进行了加固维修，用水泥打实，在外层铺上六角形石板。但限于财力，只是加固了那次决口附近地段，并没有轮到这里，现今的决口有约80米长。

西河的崇复圩，在本轮洪水中一共有四处决口，长度都在百米以下。而鄱阳县城附近的圩堤决口长度更夸张。7月8、9日，距县城约15公里处的问桂道圩、中洲圩产生了127米、188米长的决口，昌江水涌入，淹没3.7万多亩耕地，超5.2万人受灾。在村民们的记忆里，中洲圩在上世纪50年代及1995年、1998年的洪水中倒过三次，问桂道圩在60年代倒过一次。

圩堤，这个对外人来说略显陌生的名词，在这轮洪水中曝光率极高。截至7月19日，圩堤的频繁倒下，导致鄱阳湖流域近700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超200亿元。对于湖区的居民来说，圩堤本来类似于北境的长城，是保护他们免受洪水之患的建筑，如今却显得无比脆弱。

“圩堤是人与水争地的产物。”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防洪减灾研究所原所长程晓陶说，鄱阳湖围湖造田历史悠久，可上溯至明清时期，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我国人口爆发期增长迅猛。当时，以鄱阳湖等为代表的粮食主产区开启了大规模围湖造田。“围湖造田、水口夺粮”“与水争田东山低头，向湖进军西河让路”成为响彻乡间的时代口号。新中国成立后，围湖造田的围垦面积超过了五大淡水湖面积之和，有近1000个湖泊消失。鄱阳湖面积缩小了1210平方公里（约25%），调蓄能力下降超20%。1998年后，大规模围湖造田被叫停。

黄来援夫妇在荻溪村的决口处，他们身后的家已荡然无存

老一辈的村民们还对围湖造田有印象。在他们的叙述里，这与鄱阳县的移民历史有关。问桂道圩附近的邓家村是一个拥有7000人的大村，村民们说，其祖辈是数百年前中原战乱时从河南南阳迁来，最早是在湖边养鸭子，慢慢围堰。为了生存和传宗接代，移民们信奉多生多育，尤其是儿子，而要养活这些人口，村民们只有问水要地，围湖垦种。从地图上能看到，昌江在问桂道圩附近拐了一个120°的弯。

1954年，鄱阳湖流域发生特大洪水，造成严重灾害，此后政府非常重视防洪工程建设，于50～60年代在围垦土地边大规模修建、加固圩堤。很多圩堤是最初村民们垒起来的土坝，内外相对高度可达10米。问桂道圩、中洲圩的长度分别是9.7公里、33.72公里，皆修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日常兼具防洪与交通功能。

鄱阳湖畔双丰村村支书彭芳腊还记得，60年代某次鄱阳湖大水后，十几岁的他帮着村里挑担子修堤，“挑的全是泥巴，就往圩堤外面一倒，也没有机械给它压实了”。2020年这次洪水中，他守护的一座保护万亩良田的圩堤也倒了。他看到，圩堤是“洞连着洞”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的，垮塌前，硕大的蚂蚁与老鼠从洞中随着水流不停地涌进来，吓得前来抢险的防洪干部大哭。

“这些圩堤都是农民自己挑筑的土堤，洪水来临时隐患很大。现在干流的大堤建设都有质量标准要求，比较坚固，洪水来临时就是这些圩堤容易出问题。”程晓陶说，1998年洪灾时，靠着军民一心的“严防死守、死保死守”，长江干堤仅九江有一处决口，因为封堵及时，受淹面积只有6平方公里，但是长江中下游的洲滩民垸却有2600多处圩堤溃决，淹没了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资料显示，那一年，鄱阳湖流域灾情尤为严重，有870多处圩堤决口，400多万间房屋倒塌，159万人无家可归。

如今，鄱阳湖流域圩堤有449座，超过3000公里长的圩堤守护着数百万人。鄱阳县内有47座圩堤，全长417公里，但除县城周边的沿河圩等重点圩堤之外，其余多是“土坝”，年代久远，堤脚松软。当堤外水位高企，长期浸泡堤坝后很容易产生渗透、泡泉与管涌，进而造成决口。问桂道圩、中洲圩都在一夜之间，从直径不过几十厘米的管涌，变成了超100米的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