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驳静

（本文来源于《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18期）

19世纪清朝官员巡视戒烟情况的场景（王达宁提供/FOTOE）

1838年，54岁的林则徐在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月，一连面见道光皇帝8次，商讨鸦片禁止策略。很快，他受封为钦差大臣，南下广州，到自乾隆中叶以来唯一的通商口岸开展禁烟工作。只不过，林则徐在广州只工作了不到两年。1840年夏天，英军打进国门，先是部署封锁珠江，继而北上，占领舟山。此时，北京感受到了威胁，原本极器重林则徐的皇帝立时感到慌乱，在以琦善为代表的朝廷“主和派”游说之下，皇帝下令将林则徐革职，接替者正是琦善。

林则徐仕途动荡，几上几下。往前几年，他曾位居湖广总督、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到广州初期他也极受道光肯定，1839年7月“虎门销烟”后，更是收到道光亲笔所书的“福”“禄”两幅字作为生日礼物。遭遇革职后，又曾被降级、发配新疆，后来重获启用已是若干年之后。

在广州这不足两年的时间里，林则徐成为“开眼看世界”的人，而他看世界的动机很简单：禁烟。

1870年前后，上海吸食鸦片的人（文化传播提供/FOTOE）

刺探夷情

到了广州，林则徐很快意识到一件事，自己从前对鸦片的认知几乎全是错的。他担任湖广总督时，曾跟道光汇报过关于鸦片的事，说鸦片来源“实皆港脚奸夷所带，与英吉利国之修职责者殊不相涉”——那时对鸦片来源茫然不知。生活在闭关锁国社会环境下的林则徐，跟大多数清朝人一样，心中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总体是漆黑一团。清朝统治者执行非常严格的排外政策，不允许接触夷人、阅读夷书。对已经向国内走私鸦片数年之久的英国人，一无所知。

武官出身的林则徐虽然一开始也不例外，但他很快搞明白了“战术”。要从根儿上杜绝鸦片来源，最有效的方法是“斩断供应商”。可这些“供应商”是些什么样的人？英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有着怎么样的历史？本着知己知彼的好学心态，林则徐开始恶补西方世界的知识。他的方法也很朴素，无外乎查看资料和与人交谈。广东海防书局总纂梁廷柟整理有《粤海关志》等书，曾是林则徐的阅读材料，不过数量并不多。

他的访谈对象来源就丰富多了。除了梁廷柟这样的学者型人物，林则徐还召见了广州的文武官员、为洋人当过厨师的伙夫以及归国华侨。《洋事杂录》里纪录过几位曾被林则徐召见过的香山南屏村的村民。其中一位名叫容林，曾到过英国，另外还有温文伯，曾到过孟加拉。当时的广州有全中国唯一得到官方允许的“洋行”，做一些对外贸易，所以，这座城市对“夷情”有所了解的人倒不在少数，不过大都是些贩夫走卒。并且那个时期，“与夷人交易者”向来被人看不起。林则徐“礼贤下士”的对象，有不少就是这样一批受社会轻慢的卑微之人。

澳门是他重点关注的区域，这当然是因为此地外国人多，那些商人以此为居留地，殖民者自然也将这块地方作为扩张基地。林则徐看世界的第一扇窗口就是澳门，“其澳门之地，华夷杂处，各国夷人所聚，闻见最多。尤须密派精干稳实之人，暗中坐探，则夷情虚实自可先得”。他之后组织翻译的新闻纸也是他派人去澳门“暗中坐探，辗转购得”的。

前往广州赴任的路途中，林则徐的调研活动就开始进行了，他派人“兼程先赴海口探访夷情”。抵达后的林则徐，将他的行馆设在越华书院，其中一部分办公空间用作“翻译”。组织翻译活动，如今看来也是林则徐在广州期间最重要的成果。

其中，以几份英文报纸为内容来源译成的《澳门新闻纸》，成为林则徐获知“夷情”的重要渠道，它们当中的一部分，后来以《澳门月报》的身份被魏源收录进《海国图志》，包含了论中国、茶叶、禁烟、用兵、各国夷情等五个主题。据台湾辅仁大学教授苏精考证，《澳门新闻纸》的信息来源，主要为4份报纸：《新加坡自由报》（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广州纪事报》（Canton Register）、《中华丛论》（The Chinese Repository）和《广州新闻报》。在这些新闻中，林则徐的确探知不少与鸦片贸易相关的事实。例如，他开始收缴鸦片后，《广州周报》就刊登过不少关于英国政府对此如何反应的消息，“国中之人皆动摇，自律衙门（上院）及甘文好司（下院）之官府，俱各相问”，伦敦的经济受此影响颇大，“国中甚苦缺银，银价即已增长”。

是否应当从此放弃鸦片贸易这门一本万利的好生意？英国政府对此争论不休的新闻也被林则徐探知，侵华投票仅以微弱优势胜出，而那些投反对票的议员则指出“中国并没有行过一事，足为我国攻打之故”。通过这些新闻，林则徐还了解到，英国人对香港、舟山等地理位置非常好的岛屿也有不良居心。这些消息对林则徐来说无疑是重要军情。也正是在这些信息的多方确认下，林则徐认为禁烟一事具有绝对的正义性和必要性。

随着《澳门新闻纸》翻译内容的增加，林则徐对世界有了一定的认知，甚至，可能是当时中国最了解世界的人。当时欧洲各国的土地、人口以及财力和兵力，英国占领阿富汗、英国和俄国之间有剧烈冲突、从俄国到印度的路线，都是林则徐觉得重要的新闻，有时他会在它们旁边增加长长的注文。这些并不详尽却涉及面足够宽广的新闻报道，让林则徐看到了一个庞大广阔从未想象过的世界。

笫一次鸦片战争 （绘画）

翻译赞助人

有意思的是，《澳门新闻纸》中还译有很多“闲文”。比如英国女王宫中女官的薪水、南北极探险，甚至船只保险广告，与禁烟和抗英都没什么关系。只不过，翻译哪些稿件，是林则徐提前预设好的选题范围，还是译者主动做的筛选，这就无法得知了。

除此之外，还有著名的《四洲志》，它译自《世界地理大全》，原书1834年首次出版于伦敦，重点介绍了五大洲主要国家的地理历史。魏源的《海国图志》就是在此基础上扩充起来的。

这些报纸新闻不只为林则徐提供了“夷情”，也为他了解外国人的行事规范打开了一扇窗。

今天的研究者很重视林则徐当年组织翻译的《各国律例》，因为这称得上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学译作，虽然翻译得并不全面，仍然早于传教士丁韪良那册《万国公法》，后者译于1864年，比《各国律例》晚了25年。

林则徐着人翻译国际律法，仍是出于解决工作中具体事端的需要。

虎门销烟后，林则徐希望外国商人立下保证书，贸易往来不再夹带鸦片，英国驻华商务官员义律等人都以“我们国家没有此惯例”为由搪塞。正是从《各国律例》中，林则徐了解到，中国在本国贸易行为中可以有自己的权力与主张。另一次他从《各国律例》中获益的外交胜利发生在1839年7月。英国水兵在尖沙咀打死了一个中国人，义律拒绝交出凶手，私自开庭，由此中英双方遭遇了一场“司法管辖权”争端。掌握在林则徐手里的法律武器来自《各国律例》，他要求对方交出凶手的依据是：“往别国遵该国禁例，不可违犯，如违犯，必有罚以该国例也。”

林则徐组织译馆，与当时的社会舆论和政治风向相违背，所以在规模上，不敢跟唐代鉴真的“译场”比——林则徐翻译班子里的核心员工只有4位，而且这些人都来之不易。最受重用的名叫梁进德，是这批译员当中英文最好的。梁进德的父亲是中国第一位基督教传教人，从小跟在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1801～1861）身边长大，曾到新加坡学习。林则徐到达广州的时候，梁进德已从广州退至澳门，后来又被林则徐想办法找了回来。其余亚孟、袁德辉和亚林三人，英文比梁进德要差一些。不过，据苏精在《林则徐看见的世界》一书中考证，这几人的英文水平实际上无法确定，中文水平更是达不到真正文人写作的程度，“《澳门新闻纸》中处处可见错误、颠倒原文意义或不知所云的译文”。所以林则徐同时还承担着校译和润色的职责。

尽管翻译水平并不尽如人意，林则徐对此书却相当重视，认为它“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御准备之方，多由此出”。不但自己使用，在制定禁烟和抗英策略时参考，也将其送予广东同僚和他省督抚分享，甚至也有部分附在呈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近乎于“内参”。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讲座教授王宏志专门研究“翻译与鸦片战争”，他曾写过《权力与翻译：晚清翻译赞助人的考察》一文，在其列出的三位翻译赞助人中，林则徐是他们当中的先行者。林则徐招募到的翻译团队都曾在海外生活，大多在国外教会学校学习过。林则徐给他们以优厚的待遇，据记载，梁进德所得酬劳是可观的每月十两白银。王宏志认为，按照勒菲弗尔对于“文学系统以外的赞助人”理论去理解，会发现，林则徐提供资金，左右翻译选材，把控成文的意识形态，的确承担起了“赞助人”的角色。甚至可以说，他是晚清第一位翻译赞助人。只不过，没有来自朝廷的支持，林则徐这个赞助人当得并不痛快，没有历史能说明道光是否关注过他附在奏折中的新闻纸。他的翻译活动也受到过诸如琦善这一类同僚的讽刺和批评。对夷人鄙夷仍是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清朝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并不认为需要大规模的翻译活动”。

所以，林则徐的翻译工作称不上成功。一年多的时间里，虽然有上述几项值得称道的成果，在社会上却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等鸦片战争打响，朝廷忙于对付英国人，更是没有人留意他曾经组织翻译过的东西。等真正有权力的恭亲王奕訢创办同文馆，已经是1860年，此时全国范围内的翻译大潮才算真正开启。王宏志告诉本刊，“林则徐离开广州后的近20年里，全国范围内几乎不再有有组织的翻译活动。就当时来看，林则徐不足两年的翻译活动范围称不上广，影响可谓小”。

不同于后来代表清朝官方创办了第一所外语学院“同文馆”的奕訢，林则徐“并无翻译的自觉性”。他组织开展翻译活动，只是出于很朴素的动机：刺探夷情。他在短时间里，面对了一个庞大的“连接世界”的命题，无先例可循。后来英国人打上了门，道光对禁烟犹疑不决，林则徐在钦差的职位上不足两年，随着他被革职、贬黜，翻译活动也随之停止。王宏志告诉本刊，林则徐的特别之处在于，作为钦差，他在那个晦暗气氛下，意识到对西方世界的力量，也亲手敲开了那扇门。

后 记

离开广州后的林则徐后来又受朝廷重用。1850年11月，他在广东省潮州去世，为后人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一爱国名句，以及禁烟和抗英的身后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