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谁塑造了我们·第二季》音频课。我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国强，主要研究的范围是中国近现代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今天，由我来为大家讲述曾国藩、李鸿章。

曾国藩和李鸿章至今仍是引人注目的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第一，他们是由历史造就的。第二，又深度影响了历史。第三，每一个人物背后都有对应的人物群。因此，讲人物，不能不讲历史过程，不能不讲人物群体。就曾国藩和李鸿章而言，历史的造就第一是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前后13年，就其本身它自己立定的宗旨而言，这是一次失败的农民战争。但是战争搅动了历史，造成了影响非常深远的历史变迁。

第一，由于这场战争，清代的兵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清代的军队是分散驻在各地的，有什么战争的需要，临时从每个省调集不同的人数，然后再派一个统帅。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武力作乱的可能性很小，兵和将之间大家非常陌生。但也正是因为这种陌生，太平天国起义之后，绿营兵在太平天国席卷之势面前，连战连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兵和将不熟，兵和兵不亲。

曾国藩当时以兵部侍郎在家守制，因为他母亲死了，要守制三年。然后，朝廷委任他做团练大臣。所谓“团练”，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民兵。但曾国藩当年在京城六个部里面做过五个部的侍郎，对于当时官场的弊病、积习，知道得非常清楚。他做团练大臣，一开始就希望重造一支军队。所以，他以团练大臣名义所重组的湘军，军制和绿营完全不一样。他是由大帅选择统领，统领选择营官，营官选择哨官，哨官选择士兵。然后，一哨兵跟着一哨的长官，这个长官死掉了，这个哨就解散掉了。其他哨官，对里面的士兵，感到是有用的，要收为己用，那一定是临时再召。

曾国藩训练的湘军（图片源自网络）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一层一层地互相依附，形成一种上下相亲、生死相依。因此，与绿营在太平天国席卷之势面前的一触即溃相比，湘军能够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再屡败屡战。而且湘军的构成是以读书人为将官，统帅朴实山农。读书人他有一个信仰，有一个信念。当时，有一个秀才领兵，最后阵亡，他留下的话是什么？“我不知战，但知无走，平生久要，临难不苟。”就是这种他本身所有的信念与太平天国上帝教的信仰对峙，使得湘军能够非常强韧。所以，从广西开始的太平天国，在两湖地区一下子受到挫折。

但由此形成的是，整个国家军队的权力全部往下移去了。因为绿营兵是兵部管的，这种团练出身的新的部队是兵部管不了的。而是随大帅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所以后来你看，湘军基本上是在两江，淮军在直隶。这个很明显地就使得整个清代的军事权力在往下移去。

第二种是财政，财政权力的下移。原本部队作战，整个粮饷是户部提供的，但是太平天国作战的主要区域在东南。东南是整个中国粮饷、国家田赋收入最多的地方，在这个时候成为战场了。另一方面，由于作战，军队的整个人数比平时高出很多。所以，一出一入之间，户部无能为力，然后就下旨军饷自筹。就是每个部队自己筹了，不是原来户部给你的。你自筹的结果就使财政管理的办法大乱。

为什么？因为清代的财政管理，它主要的粮食，每个省收的粮食，都放在每个省的藩库里面，由户部直拨调动。比如说两广要拨多少粮食给甘肃，给陕西，湖南要拨多少东西给山西，这个都是调，叫指拨。战争开始之后，这些指拨的粮食经过战场全部被扣下来了，当做军粮。最厉害的时候，连运到北京去的粮食都要扣下来。这是一个大变，全部乱掉。

还有一个变化，在内战过程当中产生了厘金制度。厘金是一种商业税，不像田赋是农业税。厘金一开始，就是在江北大营那一带产生的，后来遍及全国战场，这个是地方上自己发掘出来的。厘金的数量是很大的。中国原来主要的财政收入是农业税，到19世纪中晚期之后，实际上中国财政的主要收入是商业税。商业税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地方的厘金，一个就是国家的洋税。外国货物进入时扣税，海关赫德管的那一块。但是赫德管的那一块，直接是由中央支配的，而厘金实际上是地方调度的。这个就使得国家的财政权力在往下移去。 

清朝天顺祥银锭

第三个变化，幕府制度。幕府制度有两个变化。第一，原本的幕府不过就是地方官请人协助自己施展政务，它是主客关系。打仗开始之后，朝廷命官、翰林、主事都纷纷被大帅请旨征调，调到自己幕府里来，就是朝廷命官进入幕府。这是一种变化。

由于朝廷命官进入幕府，那么在每一次作战过程当中，凡是获胜了，战报上奏到朝廷的时候，他会请功的。这些进入幕府的职官升迁非常快。像阎敬铭，原来是户部主事，胡林翼听说他管户部，很有能力，就调他到湖北协助，办后路粮台。办了几年下来，他重新再入官场，很快地就升迁到山东巡抚了。李鸿章的哥哥李翰章是个秀才，帮曾国藩办后路粮台，积功做巡抚，做总督。这是一种变化。

第二种变化，原来地方比如一个省，有总督，有巡抚，有布政使，有按察使，都分得很清楚，还有粮道、盐道。但是在战争过程当中，军事集权主义，从下往上到布政使、按察使、粮道、盐道，都全部收到幕府里来了。所以，由此形成的是幕府像个政府，天下人才都从中央往地方流了。

第四个变化，战争造成了大批从底层崛起的人才。湘军、淮军当中那些后来做总督、巡抚的人，当初都是秀才，甚至秀才也不是，只是童生，举人都很少的。他们领兵打仗，以军功致高位。与此相比，是他们上一代官僚在同太平天国作战过程当中，因为无能（而）被杀、自杀，然后因为有罪下至逮问。由此形成的一个空缺，就是由后来起自田间那些致仕的人，因军功得高位。所以，这场内战造成的，就是整个官僚机构的人事很大的变化。

这些后来居上的人，第一是从乡间来的，所以非常切近于中国社会，中国社会的利弊，他们比别人知道得更多。第二，更能直面现实，打仗你必须直面现实。第三强韧之气，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你肯定要强韧之气。所以，战争成为一种淘汰，是一批军功官僚取代了前一代官僚。

还有，这些读书人大半都经历过经世之学的熏陶。经世之学是儒学的一个部分，但是往往这个时代要讲经世之学，这个时代肯定出毛病了。你说18世纪康雍乾盛世，没人讲经世之学。讲经世之学是嘉道之间，盛世过去了30来年，社会出毛病了。所以，经世之学是讲事功的。这些人受过很强的经世之学的训练，整个战争就造成这么一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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