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靖

窃以为，在整个西方思想史上，对古典音乐影响最大的哲学家莫过于叔本华和尼采。而众所周知，尼采一度将叔本华视为人生导师。从叔本华开始，西方美学思想开始了根本性的转向，走上了一条与黑格尔（理性主义哲学的巅峰）为代表的近代美学截然不同的道路，他与尼采一起开创了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先河，对整个西方现代哲学乃至文学、音乐、绘画、心理分析等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中，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对于现代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尤为巨大，就连对其评价不高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也不得不承认：“他（叔本华）的感召力向来总是少在专门哲学家方面，而是在那些寻求一种自己信得过的哲学的艺术家和文人方面。”在音乐领域，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几乎笼罩了整个19世纪下半叶的西方音乐创作。毫不夸张地说，晚期浪漫主义音乐在不同程度上都带有叔本华美学思想的烙印，作曲家们无论是创作歌剧、交响曲、交响诗或艺术歌曲，心中似乎都回荡着《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那些令人着迷的思想片段。

叔本华美学思想中的音乐，在最普遍的意义上向世人展示生命意志是什么——它表现出生命意志种种复杂的努力，表现它的本质、它的欲求，满足新的欲求的过渡，永不休止的挣扎、奋斗、激动、沉闷、悲伤、焦灼的痛苦，瞬时的解放，惊心动魄的如怨如诉……总之，音乐揭示了人类欲求和情感的最深秘密，有着深沉、强烈、无尽的表现力，生命意志的一切可能的奋起、激动、前进和回归，人的内心中所有的那些回声，被理性概念扼制的一切，都会被音乐给予无穷的表现。当我们完全沉浸于柴科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之中，我们仿佛看到人生和世界上一切可能的痛苦过程都演出于自己的面前，那颗不安的、跃动的、滚烫而又难过的心使你无法捧住它，你将不由自主地被完全溶化。对此，叔本华斩钉截铁地写道：“音乐的效果比其他艺术的效果要强烈得多，深入得多，因为其他艺术所说的只是阴影，而音乐所说的却是本质。”

在叔本华的音乐影响史上，瓦格纳无疑是受其哲学影响最深的一位。事实上，在阅读叔本华之前，瓦格纳就已写下了《艺术与革命》（1849年）、《未来的艺术品》（1850年）、《歌剧与戏剧》（1850-1851年）等多篇重要论文，一种他所独创的“音乐戏剧”（Music Drama）的全新观念正在酝酿——音乐不再是戏剧的陪衬，而是戏剧的对手，甚至成为主角。因此，毋宁说叔本华哲学和瓦格纳音乐幸运地相互找到了对方。1854年秋天，在一封写给李斯特的信中，瓦格纳写下了一段真实而伟大的自白：

我现在只在研究一个人，用文学的语言来说，他像上天馈赠的一般出现在我的孤独里。这就是阿图尔•叔本华，他是康德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在他面前，所有的黑格尔们都是些江湖骗子！他的主要思想，即对生命意志的最终否定，具有非常严肃的、但又唯一具有拯救的意义。……正是这位哲学家唤醒我，让我明白了这种思想。

1857年仲夏，瓦格纳做出了一个令人愕然的决定，他突然完全中止了史诗巨作《尼伯龙根的指环》的创作，他在给李斯特的信中写道：“我把年轻的齐格弗里德领进了可爱、孤寂的森林世界，让他呆在一颗菩提树下，我从内心深处流着热泪向他告别了。” 正是在这种巨大而持续的来自叔本华思想的震颤中，瓦格纳毅然离开了《指环》的世界，转而投身于《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或许是西方歌剧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作品）的创作之中，瓦格纳以其勃勃的野心，企图以一部划时代的音乐戏剧来诠释叔本华“唯意志论”的哲学思想，诠释其“音乐作为最高艺术”的美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