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与民的共谋
作者：维舟
2020-07-01·阅读时长4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2493个字，产生19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加拿大汉学家宋怡明
对于帝制时代的中国，历来有两个截然相反的判断，一种强调它是“大政府”，政府无所不管；另一种却认定它是“小政府”，仅用相对而言很小的一批官僚就有效运作了一个庞大的帝国。所谓“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广为流传，似乎可以表明：生活在基层社区的普通人在现实中很少需要和国家打交道。
现在，加拿大汉学家宋怡明同时推翻了上述两种设想，呈现出一幅远为复杂深入的景象：一方面，即便是生活在边远地区的普通人，其实也都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应对无所不在的国家力量；另一方面，他们也并不只有服从或反抗两种选择，恰恰相反，他们可以利用正式制度中的种种矛盾和缝隙，将之转化为自己生活中的有利因素，而这正意味着国家无法不折不扣地贯彻自己的意图。明代出现的“阳奉阴违”一词，传神地体现出这种双向博弈。
这种特殊的制度史在意的并非文献上记载的成文法条，而是“普通人在不完善的制度下怎样生活”。在此他选取的是明朝的特定群体：军户，也就是按规定必须世代服兵役的那些家庭。以往的研究大多注意到，军户制度越到后来越难以为继，因为随着军户人口增长、社会变化，后世未必愿意当兵，也不见得适合当兵，到后来兵源素质下降、逃兵屡禁不止，又或出钱找人替补，引发层出不穷的问题。无疑，这也常被视为一项不得人心的政策，但这本《被统治的艺术》却通过对家谱等地方文献的视角揭开了另一面：这些老百姓在苦于应对正式制度的同时，也在“紧紧抓住国家提供的机会”。
《被统治的艺术》
因此，“被统治的艺术”乍看谈的是一种被动的状态，其实却着眼于他们的主动性。在这样的庶民政治的视角下，普通人也是历史事件的主体，他们不仅有能力创造自己的历史，也的确通过深思熟虑的利弊权衡，评估着各种不同选择的代价，尽力在狭小的范围内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确，国家特定的义务必须履行，但他们还是可以有条件、有选择地履行。这里的办法有好多种：首先是“集中”，即由一人承担起整个家族的服役重任，这个人甚至可以是雇来代役的；其次是“轮替”，也就是家族内部轮流出人来承担。
不难看出，在这些百姓眼里，服役与其说是一项光荣的使命、一份职业，不如说是一项无偿的义务。鲍大可在《中国西部四十年》中曾说，1949年前藏区很多人把政府开办学校、强制义务教育也看作跟征兵一样的徭役，因而出现了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有钱人家的父母出钱雇农奴子女代替自己的孩子去上学。
但明代百姓并不只是被动地应付，他们很快发现，军户身份也自有其好处：正因为军户已经承担兵役，因而就免除了像民户那样“交皇粮”的义务，否则就构成双重赋税了，因而整个家族只要有人去服兵役，就别无负担，也因此不愿脱离军户，这种徭役豁免权到后来甚至越来越有利；不仅如此，他们还能利用军户的好处，比其他人更容易接触到航海技术和船只，甚至在非法贸易中获利，特别是负责控制、取缔非法海上贸易的人就是他们自己人，而这恰恰是因为他们靠近国家机关。
文章作者
维舟
发表文章33篇 获得2个推荐 粉丝419人
涉猎驳杂，少时沉迷于古典文学与历史，长而旁及社会学、人类学等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