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婚姻变得更高级、更文明、更进步，但同时，婚姻存续的门槛和要求其实比从前高得多了

主笔/徐菁菁  实习记者/孙一丹

婚姻升级的代价

198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工作的陈一筠启程前往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社会学系学习。这次出国，陈一筠是奔着全新的领域去的。老师费孝通建议她进入婚姻家庭的研究。“他讲道，家庭是一个全人类共同的组织，无论全球化也好，中国的改革开放现代化也好，任何一种浪潮之下，社会的基础都是家庭。”

当时，在社科院的课题里，婚姻家庭问题算不上什么国计民生的大事。全国范围内也很少有相关研究，只有妇联、工会等一些机构在进行实用性的宣传。可是在加州大学，陈一筠接触到了大量的研究报告。80年代，美国社会学界正在进行一场反思。“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女性的广泛就业、社会经济自主地位的获得，扩大了女性在婚姻家庭选择上的发言权。在女权运动的影响下，许多人对担任传统家庭主妇和母亲的热情日益减少。60年代晚期，性解放在年轻一代中赢得了广泛支持，也对传统的两性道德、婚姻家庭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晚婚、不婚成为潮流的同时，最显著的变化是家庭的解体：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离婚率与结婚率的年平均比值为1∶6左右，到70年代飙升至1∶3，80年代以后曾一度飙升至2∶1。

“我们改革开放的情况和美国的六七十年代非常相似。”陈一筠意识到，一场革命正在中国酝酿和发生。就像烧一壶开水，温度已经很高，只是水还没能沸腾起来掀开壶盖，人们未能看到罢了。

过去30年发生的事实证明了陈一筠的预测。根据国际通行的统计办法，离婚率为一定时期内（一般为年度）某地区离婚数与总人口之比，通常用千分率表示。国家民政局的数字显示，2017年，中国的离婚率为3.2‰，与其他国家相比，俄罗斯的离婚率约为4.5‰，美国约为3.6‰，德国约为2.19‰，英国约为2.05‰。更直观的数字是，1979年，中国有大约12万对夫妻离婚，1990年为80万对，2000年为121万对。2019年，全国婚姻登记机关共办理结婚登记947.1万对，离婚登记415.4万对。

上世纪80年代末，为了进行研究，陈一筠开了一个工作室，开始接待婚姻咨询，“想看看人们到底在婚姻中遇到了什么新问题”。有一个男人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讲述很典型。他说他老婆长得不错，家务也做得好，过不下去了就是因为一点：‘内存不够，版本太低。’两个人话不投机半句多，看个电视剧都能吵架，完全没法沟通。”

陈一筠

陈一筠把1980年视作中国婚姻现代化的分界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头30年，婚姻呈现出超稳定的状态。因为离婚太少见，在民政局甚至查不到那段时期的完整离婚数据。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个时代的婚姻格外美满幸福，只是因为婚姻被诸多外在纽带牢固地维系着。

传统婚姻的要义不是亲密关系，而是“经济合作社”和“生育共同体”。兜里没钱意味着必须找个人生活在一起。陈一筠记得，上世纪60年代，她和丈夫大学毕业的时候，两个人108元月工资，要养活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还有弟弟妹妹需要资助。家里用钱统一规划，由婆婆管家过日子。她每个月给陈一筠2毛钱零用，给儿子5毛钱零用。“如果丈夫吵了架负气出走，根本不用去找他，就算硬着头皮他也要回来，口袋里就几毛钱，不回家能干吗，婚姻非常安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府鼓励“英雄母亲”，中国经历了一个生育的高峰，婚姻的血缘纽带格外牢固。陈一筠观察自己的父母，他们是包办婚姻，既无浪漫也无自由。陈一筠从小听他们吵吵闹闹，但是从没有听说过“离婚”两个字。“如果离婚，一个人分3个孩子，怎么生活呢？那么多的夫妻就是这么过来的：为了孩子，摒弃前嫌，把婚姻忍耐到底。”

建立在经济和生育的必需之上，离婚也不被社会文化所接纳。陈一筠30岁才结婚，在那个时代是罕见的晚婚，她总遭遇这样的追问：“什么时候解决终身大事？”“那时候国外的情况都不知道，国内垂直传递的信息就是从一而终，白头偕老。不管女人、男人，都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稳固婚姻的还有特殊国情。在政治运动的浪潮下，婚姻被赋予了政治意义。“红五类找红五类、黑五类嫁黑五类，一旦结婚就是同志加兄妹，不能离的。如果感情不和要离婚，党委要找你谈话，组织上要找你帮助，法院要找你上学习班——学习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个人在外拈花惹草，除了背负道德指责，还会被揪出来接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经济合作社、生育共同体，无形的社会观念和政治运动，在那个年代，婚姻平安无事，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容易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