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磊

2019年，一位来自阿塞拜疆的女作曲家成为阿加汉基金会阿迦汗音乐奖的首位获奖者。在葡萄牙里斯本，葡萄牙总统马塞洛·雷贝洛·德索萨、阿迦汗国王和阿明王子为她亲自颁奖。这位作曲家不是别人，正是阿塞拜疆炙手可热的女作曲家、钢琴家菲兰季兹·阿里扎德（Franghiz Ali-Zadeh，1947- ）。正是因为她的大放异彩，使这个并不太起眼的前苏联小国在国际古典音乐界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前苏联的作曲家似乎天生便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无法被轻易模仿的忧郁与感伤。阿里扎德也不例外。在她看来，自己与古拜杜丽娜一样，在苏联解体之后都成了随风飘散的无根之人。而随后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战争迫使她从巴库移民到土耳其的梅尔辛，现今又落脚于德国。吊诡的是，一次又一次被迫或者主动的离散经历，既让她疼痛，也给她带来了某种华兹华斯式的“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焦渴”。她生命中诸多的渴盼、期待，恰恰以“缺席”的方式于她的音乐中一次次“在场”。如果说“空荡荡的摇篮”（她1993年的一部芭蕾作品的名字）是她这个阿塞拜疆之女必然要面对的永恒宿命，那么她早就将其以艺术的方式升华、变形。

也许，在阿里扎德的所有作品中，最能体现出这种离散感的作品便是她于1990年为女高音、长笛与钢琴/钢片琴/颤音琴所作的三乐章作品《日本诗歌》。这里，日本明治时代诗人石川啄木三首精致的诗作无疑给她带来了重要的灵感与启发。第一乐章里的长笛与钢琴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与反差。前者的音色听起来颇似尺八，不间断的吹奏顷刻间营造出孤寂与悲伤的氛围。钢琴的清冷则如钢珠撒向冰面，粒粒分明，颗颗透骨。间或的轰鸣声更是让人明显感到内在的压抑与焦虑。到了第二乐章，诗歌中杜鹃花枝被折、镰状之月的意象激起了钢琴、尤其是长笛长久的躁动（各种急促的吐音），暗合着对过往痛苦的记忆。在一片漫天遍野的乡愁之中，女高音与颤音琴完成了一首轻快的抒情曲。终乐章一开始，便如葬礼进行曲一般，颤音琴的重复音型与阿拉伯式曲风似乎是对阿塞拜疆音乐某种遥远的追忆。随后的女高音呼号声不断，塑造出一个想象的、堂吉诃德式的英雄形象，心怀理想与抱负，奈何却与这世界格格不入，自然被所有“正常人”边缘化（诗歌中说的是“所有人走的都是一个方向，只有我站在一旁遥看众人，路边远远，人群远远”），最后也只能空留幽怨。一首怪异的舞曲开始，宛如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般，如此荒谬，又似乎并没有那么荒谬。最后回归的葬礼进行曲，也似乎再次提醒着此类英雄最终必然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