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宇轩

2016年1月14日，巴黎圣苏佩斯教堂（Eglise Saint-Sulpice）的皮埃尔·布列兹纪念典礼悄然而肃穆。眼见立于教堂中央的彩色肖像抚颚微笑，我诧异片刻（原以为浩大的仪式怎会如此静谧？），嘴角随即上扬。布列兹是音乐的孤魂、审美的异数，世人的说辞向来无法全然理解他内心的语汇。彼得·埃特沃斯早就说过：“人们都在谈论布列兹，可没什么人真正聆听他，并从心里喜欢他的音乐。”如今，面对此般追悼场景，更加坐实了我的认知：艺术异端的追慕者永远是稀落而紧密的聚拢。犹如勋伯格对马勒葬礼的描绘——一棵古树下，零星的人群站在坟墓的两旁静默哀悼。

几日前，在大师去世的当晚，纽约爱乐乐团发文引述即将卸任的音乐总监阿兰·吉尔伯特（Alan Gilbert）的话：

皮埃尔·布列兹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伟大音乐家，他曾领导纽约爱乐乐团进行了一场在绝对意义上关于创新和变革的挑战。我们意识到，他对我们的影响至今犹在，并始终激发着我们。

1969年3月13日，布列兹第一次登上纽约爱乐乐团的指挥台，距近已50载，纽约人仍然清晰地记得那个难忘的夜晚。因为它不仅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期之始，亦是一场激烈对抗的开端。

当晚的曲目包括贝尔格的《小提琴协奏曲》、瓦雷兹的《积分》、德彪西的《游戏》和《大海》。毋庸置疑，布列兹诠释现代派的作品自然独具一格，但令乐团和听众最深刻的还是《大海》，这部为人熟知的法国印象派代表作被布列兹处理成既冷静又激烈的风格，其现代而深刻的诠释角度使人耳目一新，他那精准无误的指挥技艺更使乐团折服。同年6月，一则惊人的新闻激起世界乐坛的震荡：“纽约爱乐乐团任命皮埃尔·布列兹为艺术总监。”这纸任书引人瞩目的原因有二：一，布列兹将接任伦纳德·伯恩斯坦的职位，此一举，稍有不慎便步入深渊。纽约的老听众们早就把莱尼看作自己的亲人，他的离任根本是他们无法接受的事实。此时继任，无论是谁，无论指挥水平如何，听众都会将他当作发泄失落情绪的众矢之的。其二，布列兹虽已是小有声望的作曲家，但在指挥台上还未能得到广泛的信服。况以近代多数的实例来讲，伟大的作曲家往往是糟糕的诠释者。

在这样巨大的质疑声与目光检视下，布列兹毅然从乐团主席卡洛斯·莫塞利（Carlos Moseley）手中接受了任命，并于1971-1972乐季开始了他在纽约的工作。显然，布列兹早就有了计划，他要在这举世闻名的文化中心掀起一场音乐诠释的革命，让纽约爱乐提前跨入下个世纪。

布列兹在纽约总共工作了六年多（1971-1977），据德莱克·米勒（Derek Miller）的统计，这六年间的纽约爱乐乐团与伯恩斯坦时代相比最大的变化是曲目选择和音乐会类型设置。在伯恩斯坦两次任期的十年间，演出曲目以贝多芬、莫扎特、勃拉姆斯和柴科夫斯基为主，同时亦有马勒、海顿、瓦格纳、舒曼、柏辽兹和德彪西的部分曲目。现代音乐相对较少，主要包含斯特拉文斯基与美国本土的格什温、科普兰和伯恩斯坦自己的作品，而早期音乐则鲜有涉猎。尽管看似局限性很大，但若比对伯恩斯坦同时代同样拥有总监或首席指挥职位的指挥家来说，这样的演出曲目已称得上是多姿多彩的了。要知道，那个时代的指挥家对于德奥浪漫派经典曲目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况且，伯恩斯坦对马勒交响曲的投入已经是惊人之举了。